当时我们南通中学有三位小画家在全市甚至江苏省有名，便是袁运生、顾乐夫和我，十三岁便入了南通市文联美协，那时经常在一起画漫画和招贴画，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袁运生比较机灵。顾乐夫则很憨厚。我的性格是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的命运不同，现在天各一方，但少时的友情总是难忘的。

中学时代的教师张子通和顾云墩先生，是我们绘画的启蒙老师。他们都是上海美专毕业的，为人都极谦和质朴。我们的成功和他们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我时常怀念他们。

1955年，我十七岁，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的记忆力是颇惊人的，过目不忘，三遍成诵，几百个历史年代背得哗哗如流水，所以我的成绩从来不低于五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他们只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探微测幽，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勾心斗角。我最尊敬的郑天挺和雷海宗先生早已去世了，我永远怀念他们。我认为青年一代的史学家们要达到他们的水平必须花尽移山心力，不是教育一改革，学问也会贮存到你大脑中去的。教育的改革，目的是使知识能成为独创的工具，但知识本身的累积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先得站到前人的肩上，然后才能言创造、言前进。

南开历史系给我影响最大的学者还有吴廷璎。他精通日本、朝鲜和印度历史，是他引起我对亚洲、东方的浓厚兴趣，上他的课得益匪浅。研究先秦史的王玉哲、汉史的杨翼骧和隋唐史的杨志玖都为我打下了史学的根基。外国史教授杨生茂、辜燮高和黎国彬，还有近代史专家来新夏，都对我很有教益。这些学者都诚实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也有成右派的。作为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谁因不测之祸而罹难，都使我内心十分抑郁。三十年来，我对他们没有一天轻忘，他们对我也爱护备至。有一次，辜燮高先生讲：“范曾已是中外驰名的艺术家，对我们仍持弟子礼呀！”在场的教授们都笑了。

我十九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时在1957年。离南开时，吴廷璎先生十分惋惜地说：“中国可能少了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而会多一个优秀的画家。”三十年后，这位史学家的预言已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