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暑假，到中央美院上学，美院已是一片紧张空气：江丰已成为美术界的“头号右派”，在受着批判；美术史系的主任王逊，也成了右派；而几位著名的美术史家，如精通日本、印度文化的常任侠教授，现代著名的导演、作家和美术史家许幸之教授，博学多才的诗人、史学家尚爱松教授，虽未戴帽，也“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于是学术气氛是谈不上了，美术史系很萧条，课程也很松弛。只记得教白描的刘凌沧先生，不问什么运动不运动，认认真真的传统，教课一丝不苟，他一开始便对我的作业大加奖饰，说我摹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能传神。教素描的李斛先生，也是我艺术上的严格的导师。他的功底好极了，当初徐悲鸿先生特地请宗其香先生将他从四川调到北平艺专。他上课执教认真，有科学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段，凡有浮光掠影、不刻苦作画的，他则痛加呵斥，使学生诚惶诚恐；今天想来，他真是用心良苦，尽管教学法或不会为现时所推重，但他的精神却造就了我。他一生创作不多，《关汉卿》、《印度少女》和《长江三峡夜航》等却都称得上精妙绝伦。1974年批“黑画”之中，他的几幅山水也列其中。政治上一向严谨如李斛先生者，实在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美术馆门口，他遇到我讲：“这下子麻烦了。”我说：“先生，不要紧的，您的画没有任何问题。”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一位曾是木刻家后来又改画国画的朋友，他也很受压抑。我跑上去和他言欢握手，他后来很感动地将龚自珍的两句诗送给我：“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然则，情随事迁，当时处在困境中能相濡以沫的朋友，在若干年后，他却视我为仇寇，这真是始料所不及的。

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了，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都亲自授课，而且老一辈艺术家都具有那种诲人不倦的师道。其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蒋兆和。他的艺术无疑是中国绘画史的里程碑。他的人物画，将中国的传统技巧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他毕生的创作不啻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伟大的历史画卷。他的作品气派非凡、笔力雄健，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在中国堪称古今一人。他训练我们对物象作仔细观察，要求我们在尽精刻微的基础上做到以形写神。蒋兆和先生的传神论是中国古典绘画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光大。蒋兆和先生要求我们在精确地判断之后放笔直取，如灯取影，纤悉不遗。蒋先生反复教导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光和色的魅力所迷惑，而从中国六法论的“骨法用笔”出发，把握对象的结构，注意结构在空间的角度和角度由于透视所形成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