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成了村野的一个中国女孩儿，穿着东北大蓝花土布，在田埂上、在野地里、在场院中和孩子们捉蟋蟀、打陀螺、采酸葡萄，将蚂蚱用草棍串连烧烤，等待家中饲养的老鹰抓回野兔和山鸡。冬天则滚雪球、堆雪人，用木棍敲下屋檐的冰柱，捏一团新雪，塞进邻居小孩儿的被窝。总之，所有顽皮男孩儿们所做的事，她都做过。那是一段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岁月。

丧失父母的悲哀对幼儿来说，这是健忘的，因为她聪明美丽、善解人意，成为阖家的宠儿。然而，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从孩提时起，深深笼罩着楠莉。那些依稀的回忆，像流云中隐现的山岫，像海洋中载浮载沉的岛屿。她觉得那失去的双亲的容貌永远不会从头脑中拂除。她曾保留着一张双亲的相片，父亲孔武雄健，母亲柔顺美貌。这张唯一的珍贵纪念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焚烧。这件事楠莉引为终身的遗憾。不论她的父亲对中国罪孽如何深重，但对于她却永远是钟爱的父亲。

岁月递嬗，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孤独感却与日俱增，养成了她成为少女之后的沉默寡言、青年之后的落落寡合、中年之后的忧郁寡欢。她也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深深地爱上一位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范曾。当楠莉在东北的村野嬉戏的时候，在南方的小城南通，我的由思想左倾而后参加共产党的长兄范恒，正在胜利的欢欣中教我唱：“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祖国，你沐浴八年抗战的风沙，像一个巨人，终觉在成长……”

我从少儿时代起，每闻古老的爱情故事，便轰然耳鸣，赧然面赤，那是情窦蒙眬时的童真。偶尔翻阅父亲在上海美专就学时所购西洋名画集中的裸女，自觉世上有美轮美奂如此的人物，真是非仙即怪。及至年事稍长，再也不敢翻阅，知道其间必有些神秘的因素。而长兄虽革命，但艺术思想则颇开放，跟着邻居的名画家施春瘦先生画人体素描和油画，听他们如此认真地研讨，又想裸露的胴体一定是十分神圣的对象。及至发现自己被情欲所左右的年龄来临时，已是进大学，十七岁以后的事了。大学中很有些校花、系花之类的美人，然而年龄都长于我，其中竟有一位问我：“你们十八岁以下的小孩儿都去种牛痘，你去了没有？”真使我大失所望，对她们爱慕之心或有之，而自视体小年轻，勇气是没有的。

在廿三岁之前，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幽会，当然更无论其他。堤坝看似坚固，然而凶险的波涛会一下子冲决而出。遇到第一个对象，绝对会爱得死去活来，因为这种情态包含了虚幻的理想、夸张的热情和第一次试用爱情老调的新鲜感（我不知道有哪一位革新家不在此重蹈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