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独裁者，心胸狭獈,生性多疑且阴险狡诈，施展权谋玩弄权术是家常便饭。

1937年12月，自中共在新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如，原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担任教育厅长；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化名黄民孚）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任《新疆日报》副社长；留学海外归来的原中共东京支部的支部书记林基路新疆学院教务长；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工作。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新疆工作。在中共代表邓发的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他们所领导的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当的成功。

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昏庸无能，腐败盛行。盛世才上台的4年间，借外债600余万美元，滥发省票达360亿两（新疆省票，5000两省票折合1元法币——本书作者注），新疆财政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严重威胁到盛世才的统治。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工作后，以“另起炉灶”的大手笔，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使新疆财政收入迅速好转，顺利渡过金融危机。

然而，在1938年9月新疆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后，盛世才眼中的这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出现了阴云。

在“三全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无法征得他的同意，他回来后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对此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送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大家欢迎。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三全大会”闭幕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给新疆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徐梦秋以“申斥”处分，并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随后，又将林基路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字错写成“辯”字，校对人员也没校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内有盛世才在督署办公厅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是在借此讥笑他，就对汪小川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1939年2月间，毛泽民害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休养。财政厅档案室却因烤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为此，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然而，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独裁者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点燃。“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何以盛世才有如此突变？个中的缘由，还要从1938年夏季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沾沾自喜，感到此时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还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老实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反倒引得他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怀揣梦想，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几项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败兴而归。他认定是因为邓发在后面捣鬼。

紧接着，新疆“三全大会”召开了，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名单，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但这使盛世才更加气急败坏。他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了群众。他把在新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做是企图夺取新疆政权。

于是乎，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要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竭力削弱在新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还学蒋介石的伎俩，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来给共产党干部找碴儿，有意制造摩擦。

1939年5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很尽职的共产党员，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去任职，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党外干部也受到打击或撤换。

然而此时，毕竟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尽管他采取了一系列自掘坟墓的愚蠢政策，可是，面对英帝国主义在南疆策划的军事叛乱，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大批镇西哈萨克族民众越境逃亡，特别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两下威逼的窘境，让他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三全大会”两个月后，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他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他却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是方林的阴谋。”盛世才又将修改反帝会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领袖头像排列顺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再纠缠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别人的过错，我就不相信方林没有看过章程，以往我和你们写的文章都要送给他看。”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1939年5月，就在毛泽民出发去苏联养病前的一个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主持财政厅工作15个月以来的情况。遵照盛世才的指示，他拟订出1939年度的预算计划和1940—1942年新疆经济发展新的三年计划。

对于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和建树，盛世才表示满意。他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用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4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订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开始挑拨离间。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说：“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有意无事生非。

盛世才还补充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国后，方林认为国际代表一定是他，后来毛主席派任弼时去了，因任弼时也是你们湖南人，方林的脸色都不像从前了。”

喋喋不休地说着，盛世才又抬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他告诉毛泽民：“林彪先生路过此地去苏联养伤时，我曾想将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告诉林彪先生。但林彪先生两次来见我，方林都跟在他身边，我无法开口，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谈一谈。”

盛世才还说：“方林过去在保卫局工作，很看重权力。我认为他有个人野心，想在新疆夺权。”

盛世才随后又突然转怒为喜。他用手捂着，在毛泽民耳边悄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毛主席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明天我送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对我是如何有诚意了。我对你们整个中共，尤其是毛主席是很信任的，我要将方林的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将来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详细说明。”

毛泽民走出督办府，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天刚亮，盛世才又来电话要毛泽民去督办府，说是还有话要谈。原来，盛世才真的找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一定要当面拿给毛泽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确有毛主席给他的4封信，保存得很好。毛泽民默默浏览着信中的内容，不等开口，盛世才就说开了：“你看毛主席对我多诚恳，他花了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写信。等我见到毛主席时，一定要将昨天我们所谈的问题，系统地谈清楚。因为我对中共和毛主席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诉你方林的阴谋，这与中共无关，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以前，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也有个别不好的，苏联政府声明，那是个别人的问题，绝不是苏联政府的本意。”

盛世才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把那些侮辱邓发的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为了顾全统战关系，毛泽民只得强压怒火，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方林同志绝不会对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办的领导下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还请督办予以原谅！”

直到毛泽民劝说盛世才，可以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同志汇报时，盛世才才罢休，他们的谈话才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