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复细致地阅读过毛泽民的《读后感》后，作者强烈感觉到，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读书笔记，而是毛泽民通过3个月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重温党的历史，经过深思熟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交出的一份厚重的结业论文。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毛泽民的《读后感》写在1939年下半年，距离延安整风——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早了近3年的时间。据一位老同志回忆，直到1942年，在华北前线纪念抗大成立6周年的大会上，与会代表人手一册的纪念品，还是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由此可见，毛泽民在莫斯科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深刻认识和纯熟分析，特别对王明问题的认识，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捧读这沓沉甸甸的《读后感》，作者不由得陷入沉思。一个只读过4年私塾的韶山农民，一个始终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工农干部，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从未有研究者关注到他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有何作用和建树。毛泽民本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曾说过：“因我是泽东同志之亲兄弟，党内许多重要事件并不告诉我。泽东同志也因避免借口，党内斗争从未和我谈过。因此，我所知道的，也仅上述那很少的一点。”

那么，为什么他在莫斯科对党的路线和政治斗争的脉络能梳理得这样清楚，分析得这样透彻，叙述得这样流畅？作者不禁想要追问：“这真的是毛泽民本人写的东西吗？”但仔细想来，其实又完全合乎情理。

毛泽民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亲历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接受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中共负责人李立三和中共临时中央的直接领导，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的复杂斗争环境。他本是个善于学习、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加之兄长毛泽东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对党内问题的分析有独立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为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一切，对大弟毛泽民路线觉悟和理论水平的迅速升华，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如毛泽民在《读后感》的后记中所写的：“我在莫斯科治疗期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得以阅读了过去略微知道和零星掌握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旧文件，并阅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的有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材料。为此，我用了大量的时间，是我有生以来时间最长的。因此，这给了我撰写笔记的极好机会，对于我来说十分宝贵。由于我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较低，以及时间有限，未能系统地写好笔记，甚至多有疏漏。但是，我在笔记中提出的批评，依据的都是客观事实和充分的论据，毫无恶意和主观之处。我写这个笔记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是对党的义务。”

毛泽民这份写于1939年的《读后感》，毕竟写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展之前，写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在对党内一些重大事件的认定上，难免受到历史和所处环境的局限，但这份《读后感》无疑是一篇檄文，是一柄投向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