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中旬，毛泽民从雅尔塔回到莫斯科后，从任弼时那里得知，周恩来副主席已于9月中旬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自从离开延安，毛泽民与周副主席已近两年没有见面，他兴冲冲地来到克里姆林宫医院。

毛泽民很关心周恩来的治疗情况。周恩来考虑更多的还是工作。他告诉毛泽民，他这次来莫斯科，带着党中央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呈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的问题。李德作为中共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支持者，对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负有重大的责任。此次出国养病，周恩来把李德一起带到莫斯科来了。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于1939年12月29日正式开始。他们根据中共中央陆续送来的文件和报告，以及李德本人写的检讨材料，决定先让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并进行质询，再组织对他的批判和审查。

国际监委会要求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学习、养病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多多发言，展开对李德的批判斗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代表团工作人员师哲，以及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原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严肃的审查批判会。

自从得知共产国际让他返回苏联的那一刻起，李德就预感到共产国际将追究他的责任，心中一直恐惧不安，甚至做好了被当做反革命而受到严厉惩处的思想准备。会议开始时，李德先用余光扫视了一下会场，见中共代表任弼时同几位国际执委和监委领导人坐在一起像是庄严的大法官，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甚至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也出现在会场上……他的心里不由更紧张起来。

首先发言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他按照中共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周恩来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即向“旁证席”做了一个手势，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们为他的“起诉”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