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作者耘山准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的档案资料。李敏的儿子孔继宁当时正在拍摄外婆贺子珍的电视专题片。他迫切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贺子珍在苏联养病期间的真实情况，希望能找到她本人留下的真迹。这样一来，寻找贺子珍的档案资料，也成为耘山莫斯科之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了查阅毛泽民档案资料的经验，耘山信心十足地进入目录检索。结果却令人遗憾，没有找到有关贺子珍档案的一丝踪迹。

档案馆的负责人—一位热情、尽职的俄罗斯老太太，又调取了有关贺姓中国人的全部目录，翻来翻去，仍旧一无所获。

档案馆里非常寂静，只听手表的指针在嘀嘀嗒嗒飞速地走着。正在束手无策时，耘山用力拍了两下脑壳：“哎呀，我犯了一个惯性思维的错误！怎么就忘了中国同志在苏联都是用化名啊，按照贺子珍这个名字去找档案，当然找不到任何东西！”

贺子珍在苏联的化名究竟叫什么？出发前，没有任何人提及此事。这下可把耘山急坏了，他立即拿出手机，向北京发送短信：

继宁：

你姥姥在苏联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只有3个小时阅读档案的时间，请速告！

耘山

当时时间是莫斯科上午9点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却迟迟不见孔继宁回复。耘山火急火燎。回国后，耘山才听孔继宁说原因：“那天，接到短信后，我就狂奔回家，翻腾了2个小时，也没找到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就连我妈妈也弄不清我姥姥在苏联到底叫什么名字。”

收不到回复，是正在阅览室里查阅资料的那个聪明的美国女孩马意莉，给了耘山很大的帮助。

为了完成“中国留苏学生”的研究课题，马意莉曾查阅过大量有关前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档案材料，看到过关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的情况。据马意莉回忆，在她的印象中，李敏的母亲曾在国际儿童院工作过。她建议，不如从查阅国际儿童院的档案入手，也许能够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文云—一个从未听说过的陌生的名字，出现在耘山的视线里。

他将信将疑地打开封皮上写有“ВЕН ЮН”字样的РГАСРИ 495/225/420 档案卷宗，一页一页仔细地浏览。卷宗里的第一份材料是由文云本人用中文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履历表的第1栏，是姓名（化名）、改名后应指出旧名和改名原因。在这里，填表人工整地填写着：

文云（贺子珍是过去名字，因来苏联改的名字）

第2栏，出生时间和地点：

1911年生于江西永新县

……

第23栏，直系亲属的情况：

父亲没有消息，弟兄有两个牺牲，母亲死了，有哥哥贺敏学在新四军，妹妹贺仪（怡）在江西，都是党员。

耘山越看越激动，这份履历表完全证实了—填表人“文云”就是贺子珍！

推敲“文云”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意思。尽管贺子珍当时很任性，执意要离毛泽东远去，但在莫斯科起化名时，她还很下意识地沿用了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姓氏。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处在地下，为了隐蔽身份，用化名是常事，特别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自从1925年，毛泽民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后，就曾用过一系列的化名：初到上海时，他化名杨杰，后来就是一连串的周姓：周泰安、周方、周泽民、周韵华、周彬；去苏联养病时，又化名周全。归结起来只有“周”、“杨”两个姓氏。

毛泽覃的前妻周文楠曾回忆说：“1927年秋，泽民在我家住时，就改姓周。他与我的母亲周陈轩相处得很好，叫她妈妈。”

周文楠又举例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毛主席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时，人们都叫他‘杨先生’。”毛泽东用的是杨开慧家的杨姓。

她言外之意，毛泽民偏爱“周”、“杨”二姓，亦出于亲情，这与毛泽民同大嫂杨开慧、弟媳周文楠两家的关系极好有关。

由此推断，“文云”这个名字可能不是贺子珍随意起的，在她的心灵深处，还情系着毛泽东的革命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