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新疆，他心中一直惦念着孤身在外的贺子珍。每当有熟悉的同志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他都要打听一下贺子珍的消息。

这年夏天，在中国党校七部学习、养病的同志正式结束学业。在30多位中国同志中，除刘亚楼、杨至成等6位军事干部继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外，大部分同志先后回国。由于特殊原因，贺子珍被留在莫斯科，和她一起被留下的，还有林彪的妻子张梅。她们被苏联红色救济会安排到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工作。

在党校学习时，贺子珍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周围都是中国同志，在学习讨论时，她可以敞开心扉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当朝夕相处的同志们离开，要她独自融入苏联的社会生活后，新的困难和矛盾接踵而来。在中国，在革命队伍中，贺子珍一直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为党工作，吃饭、穿衣则全由部队负责，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她很习惯。在苏联，在保证最低生活的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有付出一份具体的劳动，才有一份相应的报酬。为什么是这样呢？贺子珍很想不通。加之她听不懂俄文，有话不能说，有耳不能听，很难得到适合她做的一份工作，遇到的困难就很多。

而刚满20岁的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很快适应了儿童院的工作。每天，她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1941年1月底，一架从延安飞来的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迪化机场。飞机上走下了4个孩子，被秘密送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这4个孩子是：毛泽东4岁的女儿娇娇（李敏）、朱德总司令的爱女朱敏、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和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他们将被送往苏联。

这一天，毛泽民处理完手中的工作，就到八路军办事处来看望孩子们。他拍拍这个，搂搂那个，又仔细地端详他们的小脸。最后，他抱起小侄女娇娇。此时的娇娇小脸蜡黄，脸蛋上还带着两道泪痕。

伶俐的朱敏这年14岁，她好像是这次“航班”的小领队。她用一口地道的四川成都话向陈潭秋和毛泽民叔叔汇报了他们在飞机上的情况。她说：“我们几个都是第一次坐飞机。飞机一起飞，我们的心好像要从心口里揪出来一样。飞到半路，飞机一个劲儿地‘发抖’，我们几个人都吐了……”

朱敏喘了一口气，接着汇报：“今天早晨，是毛伯伯送娇娇上飞机的，飞机一起飞，娇娇突然哭起来，她一会儿说肚子疼，一会儿说要大便，我就帮她解开裤子，她又说没有大便，折腾了好几次……”

毛泽民离开延安时，娇娇不满周岁，现在她4岁了。看着眼前这位穿着西装的陌生叔叔，她好像又有些眼熟，他说话的声音、语调怎么和爸爸一样呢？特别是那双大眼睛，还有那双手指长长的大手……

娇娇还在琢磨抱她的人究竟是谁？调皮的朱敏就指着毛泽民说：“我看你像一个人！”

毛泽民佯作疑惑地问：“你说说看，我到底像谁呀？”

朱敏凑在毛泽民耳边诡秘地说：“我看你呀，就像延安的毛泽东伯伯！就是娇娇的爸爸。”

毛泽民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朱敏的鼻子说：“哎呀，我们朱总司令的小丫头真是个鬼灵精啊！”

这时，新疆的政治局势已经日趋紧张。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白天办事处的叔叔阿姨把他们关在屋里看书、游戏，不让他们出门，等到天黑了，才让他们在院子里散散步。

毛泽民下班后，经常来看孩子们，还给他们带来新疆葡萄干和奶油点心。小娇娇和二叔特别亲，总是发嗲地依偎在二叔的怀里。

孩子们在“八办”过了十几天黑白颠倒的日子，终于要启程前往苏联。毛泽民关心地嘱咐他们，一路上都要注意什么，还特别托付朱敏照顾好小妹妹。

送走娇娇，毛泽民的心情越发沉重：这孩子将与她母亲团聚，可她能受得了那苦吗？

一脸稚气的小娇娇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最后一位见过二叔毛泽民的毛家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的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战争爆发不久，贺子珍和张梅从莫尼诺儿童院转移到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伊万诺夫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要近，飞机轰鸣和爆炸声终日不断。“一切为了前线！”是全体苏联公民的行动口号。

战争在残酷地进行着。红色救济会配给儿童院的食品明显不足。按规定，儿童院的每名职员每天有800克的面包，小孩子有600克。而多数时间，孩子们要靠土豆果腹，甚至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当时，学校设有工艺课，女孩子学缝纫，给前线的红军战士做内衣；男孩子学做木工活儿，为前线钉制木箱。为了做饭和取暖，孩子们要到很远的林区自己伐木，然后劈成合适的柴块，再用爬犁拉回来。孩子们还在学校附近开荒种菜。而贺子珍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又没有参加伐木，也没有种菜，因此，她无法取暖，也没有菜吃，只能得到400克的面包。她只好卖掉从中国带来的手表、钢笔和衣物，换取食品，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这时，张梅的婚姻生活也遭受到打击。据当年中国党校的同志回忆：林彪自受伤后，性情变得很郁闷，不愿意多接触人，经常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表情木讷地陷入深沉的思考，偶尔看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就是吃饭也要让人端到寝室里。而张梅年轻，活泼好动，又喜欢热闹，这让林彪非常反感，常常为此大发脾气，甚至阻止张梅外出。两人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林彪离开苏联之前，他与张梅正式离婚。

因为冬天没有生火，身体瘦弱的娇娇经受不了严酷的寒冷，不幸得了一场重病，一连9天不省人事，几乎失去生命。后来，是贺子珍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带在自己身边，从此再没有送娇娇去幼稚园。

看着眼前的窘境，贺子珍又想到自己生下的其他5个孩子，除了在莫斯科生下的男孩在托儿所病死外，其他4个孩子均已失散于国内的4个省，要想找到他们谈何容易！

离开中国党校后，在近3年羁留于苏联的时间里，贺子珍一直在困苦中煎熬着。她曾几次给共产国际干部部写信请求帮助，希望得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有饭吃就够了。然而，她哪里知道，1943年5月，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解散。

这时，国际儿童院来了一位新院长，名叫玛尕洛夫。他对中国孩子非常歧视，总是挑刺儿找茬儿，大加呵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儿童院的食品本来就不充足，玛尕洛夫还从中克扣供他们夫妇吃小灶，他们餐桌上总不断肉食和蔬菜。

贺子珍语言不通，说话又很急躁，她的要求往往得不到院方的理解和支持。玛尕洛夫还经常训斥她：“你待在这里不想干活儿，难道还要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虫！”这种人格上的侮辱，谁也无法接受，更何况贺子珍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女将。她一再给有关方面写信，申述情况，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然而，苏联正在抗击德国法西斯，谁又能有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帮助贺子珍呢？她火爆的脾气终于让她怒不可遏。

玛尕洛夫竟强行把贺子珍送进精神病院……

贺子珍在苏联的境遇的确是悲惨的，但与其他在苏联失踪的同志相比，她还算是幸运的。

1946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和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养病。他们了解到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随即向国内作了报告，经中共中央与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贺子珍终于重获新生。

1947年春天，冰雪消融，树绿了，草青了，花开了。贺子珍带着岸青和李敏终于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记录了这段感人的情景：

妈妈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从莫斯科起程，乘火车回国了。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要穿越苏联的大半部地区，听说我们要走八天八夜才能到呢！

我不时看着妈妈。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脸贴着车上的玻璃窗向外看着。我奇怪，她在想什么？找什么？看什么呢？

当火车靠近中国边境时，妈妈一直站在车窗边。我明白了，妈妈是想快点，再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她曾经出生入死捍卫过的那块属于她自己国家的土地上。

列车终于驶进哈尔滨车站。人们都站起来，准备下车了。我紧紧拉着妈妈的手，随着人流向车门走去。我感到妈妈的手心里有些汗，她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抬头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流露出喜悦、兴奋和幸福的神情，激动的泪花在她的眼睛里转着。当来到车门口的那一刻，妈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意思是说：终于到家了！我终于站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了！我终于摆脱了令人恐怖的日子，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真正的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