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杨绛觉得并不稀奇：因为钱钟书不爱活动。自己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而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钱钟书也跟着游过颐和园，还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杨绛在清华上学，他北上去看她，才由她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的诗句，后来删改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钱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里的图书馆去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他们两人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他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籍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所以不愁无书。他们每天都出门走走，他们管这叫“探险”去。往往早饭后，他们就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他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他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由于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杨绛和钱钟书可以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郊区公园、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牛津的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他们，就把来自远方的家信交给他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他们讨中国邮票。此外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

当他们夫妇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开学期间，他们稍多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则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杨绛和钱钟书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这样，每晨一大杯牛奶红茶也成了钱钟书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出产的“立普登”红茶了，杨绛就只好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和在一起作为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直到现在，杨绛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看到这些东西，便能唤她想起当年在英国最快乐的日子。

在牛津上学期间，当时的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姊妹，向达、杨人楩等。他们家的常客是向达。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来牛津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牧师家。同学中还有后来成为翻译名家的杨宪益，他年岁稍小，大家称他“小杨”。

据杨绛记忆所及，她的丈夫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钱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他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他刻薄了。杨绛认为，“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在杨绛的记忆里，他们借住的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钱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而杨绛的食量小。他能吃的，杨绛就尽量省下一半给他。杨绛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杨绛很爱惜时间，也和丈夫一样好读书。他来一位客人，杨绛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