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回忆所及，她只见钱钟书有一次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别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对这件事，多年以后钱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ald Stuart还记得呢。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杨绛他们借住的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他们夫妇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杨绛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她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在这里杨绛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她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她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幽静。

杨绛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二

牛津当时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H.N.Spaldng），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  

K.J.Spaldng是牛津某学院（Brazenose College）的驻院研究员。富翁请他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钱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钱钟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杨绛他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他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钱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第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钱钟书所在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位是学业导师，另一位则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而钱钟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他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钱钟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B.A.Honours）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惟独钱钟书和杨绛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