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8年七八月份，大跃进的狂风终于吹进农场，农业生产不断出现违反科学违反农业常识的荒唐事。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个是放萝卜白菜卫星。我到五队--专种蔬菜的队采访，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种萝卜、白菜的菜地，有几个畦，每畦只挖了1个大坑，人们正在往大坑里倒人尿粪、马粪，又拌上化肥，然后在上边盖上一层土。我很奇怪，问这是干什么。干活的人说：“放卫星。每畦只种1棵菜，每个萝卜每棵白菜都要过千斤。”

我出生在农村，上中学的时候学的是农科，懂得一些农业知识，任何一种农作物的单产都是有极限的，怎么可能有千斤以上的萝卜或白菜？五队这些种菜的都是右派，是有文化知识的，怎么能干这种荒唐事？我就问他们：“你们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吗？”有人碰碰我，小声地说：“队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们提出意见了，可是受到严厉的批评，说我们右派分子本质不改，反对大跃进。”

结果是，下种、灌水以后，真的长出了萝卜白菜小苗，但没有几天地下的粪尿和化肥发热，把菜苗全烧死了，不但没有放萝卜白菜卫星，连萝卜白菜苗也没有保住，好几亩地的“卫星田”全部荒废了。

一个是立秋以后直播水稻。这个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种的主要品种是“银坊”和“水源”，生长期都需要125天左右，所以清明就开始育秧，小满或芒种时节插秧，到夏至插秧就晚了。当时节气已过立秋，可是场里却布置搞水稻直播，就是不经过育秧，把稻种直接播到灌过水的田里。它的收获期当然要比插秧的水稻延缓很多，按生长期计算，收获该是第二年的1月份。这不是明显的荒唐之举吗？稻苗出水以后，场领导就命劳教人员用板车把场里最优质的化肥一麻袋一麻袋地从仓库里拉出来，组织几十个人端着脸盆大把大把地往直播稻田撒尿素，已经比正常用量多出几倍了，还是命令继续撒，要“以肥催长”。当时场里有个刑满就业的技术员叫孟晓梦，此人曾留学日本，学的是水稻专业，刑满以后留在农场叫他搞水稻的技术指导。孟晓梦做事认真，甚至于固执。当初搞水稻直播的时候他就曾提出意见，说节气太晚了，场领导批评他思想顽固，他那个刑满就业的身份，当然不敢坚自己的意见。可是他非常心疼浪费的那些良种，现在往根本没有收获希望的直播稻田里撒大量的化肥，这个浪费比良种的浪费还大，而且大得多。他急了，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地喊：“别撒了，现在撒化肥是白白地浪费。”施肥的劳教人员不敢不执行场领导布置的任务，不听照撒。孟晓梦急了，跪到场领导面前说：“求您说句话，留下这些化肥吧，这都是进口的尿素，是最好的化肥，留到明年用，可以增产很多粮食；今年用，节气太晚了，只能催秧，不可能有收成。我搞了大半辈子水稻，请您相信我的意见吧。”场领导大怒，申斥孟晓梦说：“说你顽固，你真是顽固到底，处处和政府对抗。”当场宣布撤了他技术员的职。他反对施化肥，就叫他端起盆和劳教人员一起往田里撒化肥。

大量化肥施下去以后，秧苗疯长，不多几天就窜起一尺多高。场部在那里开过两次现场会，用疯长的稻苗证明孟晓梦的错误，说明只要破除迷信、大胆创新，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可以打破的。

可是到了秋后，却验证了孟晓梦的意见，除了稻草，一颗稻谷也没收到。

另一个，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放水稻高产卫星。正在全场忙于秋收准备的时候，场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全场奋战，放一颗亩产水稻6万斤的高产卫星。其时，报纸上几乎天天有各地放高产卫星的消息，而且卫星越放越大，从亩产5千斤、7千斤、1万斤，上升到2万斤、3万斤、5万斤，有的地方已经放出亩产水稻12万斤的特大卫星。

农场这里，几次“卫星试验”都失败了。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这当然脸上无光，于是经过周密计算、采取可靠的方法，决定放一颗亩产6万斤的中等卫星。作法是，选一亩最好的地，调集各队精兵强将，把这一亩地深挖一米，做成丰产坑，然后在坑里一层马粪一层化肥地往上填，最后在上边覆上一层熟土，在土上植稻，叫做“卫星田”。

在造“卫星田”的同时，从各队抽出的另一批精兵强将负责移水稻：在选定的长得最好、已经蜡黄。即将成熟的稻田里，整蔸的水稻从稻田里挖出来，不能伤根；一部分人择稻棵，把穗小的择出来，只留穗大杆壮的单株，不能伤杆伤叶伤穗。另有120个壮劳力抬着柳条筐用最快的速度把择出的稻棵运到“卫星田”。“卫星田”那里有20多个好手，把即将成熟稻子一棵挨一棵地“挤”到“卫星田”里。移稻的进度很快，可是“挤”稻这边却遇到了麻烦，丰产坑里填的马粪和化肥都是容易发热的东西，两者合到一起，将近一米厚，温度很高，“挤”稻的人一下去就烫得受不了，只好从场部取来十几条皮裤（打鱼穿的胶皮裤），“挤”稻的人穿上皮裤分成两批轮流下去，每批下去也只能坚持五、六分钟。现场有一个姓徐的技术员（是技校毕业刚到场里来的），皱着眉头说：“田里温度这么高，作物根本不能成活。”自从孟晓梦被撤职以后，没有人敢对大跃进中一些做法提意见，可能因为姓徐的技术员是国家干部，场领导没有当着劳教人员的面批判他，但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