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但不少人担心，如果中国率先加息，将会吸引更多热钱流入中国。《利率平价并非我国货币政策之锚》一文指出，将国际资本的流入看成是中国加息或中美利差加大的结果，夸大了利率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利差固然是无风险的收益，但国际流动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所追求的并不是银行的利息。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景和绵绵不绝的发展动力以及中国是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些优势使得中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磁石。另一方面，国际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主要是看重中国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和资产部门价格的高涨。很难想象，国际资本进来后，会把钱放在银行赚取可怜的利息收入。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资本青睐的对象。毕竟，无论是中国的名义利率还是中国的实际利率都位于世界的较低水平。文章强调，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增强相对独立性，更多地从本国因素出发考虑政策操作。

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就是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个重要途径。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新闻稿，表示人民币将回到2008年8月之前的更有弹性的轨道上。这意味着危机中的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面临退出。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议一直很大。国际金融专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均是固定汇率制度的提倡者，在人民币问题上也一直建议并保持币值稳定。更多学者则倾向于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民币应该升值。在支持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中，对升值时机和升值方式也存在诸多不同意见。

在“货币政策之思”这部分中，有五篇文章讨论了汇率问题。综合起来，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　一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人民币应该进行必要的重估。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能够更好地管理通胀预期，并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更多地转向内需。二是人民币汇率问题重在汇率形成机制，升值应该渐进完成。人民币的实际均衡汇率到底是多少，根据不同的模型，会得出差别很大的结论。并且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均衡汇率也会发生变化。只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才可能对合理的汇率水平有一个动态判断。三是应借鉴其他货币升值经验，合理的汇率重估不会重蹈日本覆辙。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迷归咎于“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日元在应该升值的时候没有及时升值，而在升值后，国内又执行了低利率等宽松政策以期对冲升值影响。应注意到的是，同期德国、加拿大等国本币升值并没有导致类似泡沫化和经济停滞等问题。四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应谨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从长期来看，汇率重估和资本账户开放最终都会得以实现。然而，汇率制度尚未完善之前，资本账户还是一道有效的屏障。五是除了货币升值外，还有很多可以平衡国民经济的手段，这些手段能够起到与升值类似的效果，包括鼓励进口以便缩减经常账户顺差，加强产权保护、环境治理，提高普通工人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借此中国商品的成本将会增加，这中间的很多成本是一直被忽视的，现在是逐步把这些成本显性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