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就在各地蔓延开来。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用工荒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在工种上，不仅是技工和管理人员缺乏，普通劳工也开始短缺；二是在地域上，不仅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了困难；三是在严重性上，用工荒愈演愈烈，有成为常态之势。

这些特征表明，用工荒不会是一个暂时现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真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转折点即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发展经济学家，他认为在城乡二元经济中，开始时城市可以不变的工资找到无限多的劳工，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但到了某个时刻，城市除非涨工资，否则就不会有新增劳动力进城工作，这个时刻就称为刘易斯拐点。珠三角等地外资企业出现的罢工潮和加薪潮，就是刘易斯拐点临近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从定义看，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不应该视为洪水猛兽，总体来说是一个积极现象。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将全方位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而这些改变将会让更多普通劳动者更有尊严、更幸福地活着。

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国普通工人的待遇才能真正逐步改善。10年来，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基本没有改变，而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总量均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说，普通劳工并未享受到他们自己创造的经济财富。工资水平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力技术的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调整弊端诸多的粗放式生产结构有着关键意义。

实际上，当前工资水平的上调并不真实反映了中国已进入了劳工短缺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过去劳工待遇过低的一种调整。从一般商品价格到耐用商品价格，在过去这段温和通胀时期均有了明显上涨，生活成本也就明显增加。相应地，从公务员到一般白领，过去10年工资福利也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普通工人工资的增加则极为有限。

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也将开启消费拉动型经济时代。尽管存在统计数据低估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问题，但中国的投资和出口长期以来超高速增长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经济最大的增长动力只能来自消费。拉动消费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收入水平更加公平，因为低收入者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二是增加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数据显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中的下降，反映了家庭收入相对企业收入和国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显然，普通劳动者工资待遇的改善将从总体上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此外，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社会中进行“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而“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因而，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将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 一个家庭的收入只能是由这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构成。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也就是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