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转变之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逆转的压力，但这是否就会逼死企业，而不是促进企业顺利转型？答案是复杂的。一些人担忧用工荒导致加工资，将使得中国制造丧失低成本优势。静态地看，就中国制造业当前所处的分工位置，消化成本提升的空间十分有限，一定幅度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对一些产业和企业来说就可能是致命的。

然而，鉴于中国的国情，劳动力成本不大可能转变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短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但相比而言，仍然是相对低廉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要为如何充分利用庞大的劳动力而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焦头烂额。现在一听说用工荒，好像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实际上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等着市民化。这需要一个壮观的城市化进程来完成。

更要紧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为什么不增长呢？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长期停滞呢？与劳动力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再有，我们时常抱怨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无法自拔。

人口转变与增长方式成功转型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进步能否同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中国的劳动力是贵了，但变贵了的劳动力要能被世界市场认可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提高之后，中国企业就能够将增加的成本负担转移给国内外消费者。

劳动力的减少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坐等人口转变催生技术进步可能过于乐观了。加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必然一步，人力资本形成需要一个周期，这正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城市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仍不容乐观，很多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仅限于中学阶段。基础教育的普及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但可能无法支撑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型。

此外，人口转变也不会自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结构调整的要义所在。前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产出增长记录，但主要是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实现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体制改革而出现过若干次跳跃式的提升，但既有的改革动能已经释放殆尽。金融等部门深化改革开放，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这需要一系列积极的举措。

结构性调整主要依赖于市场，这包括人口转变带来的要素价格的变化，但更多的是管制上的放松。金融危机再度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是有缺陷的，但中国的问题是距离自由市场体制太远，而不是太近。市场经济仍然是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方式，中国尚未充分挖掘其效率。在过去，政府将大量资源直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而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制度性基础设施更值得政府去做。这是结构性调整动力的主要源泉。由此，消费和服务业才能更快增长。这些是我们自己要办好的事情。

有报道说，一个外国驻华官员雇了两个家庭司机、两个家政人员，而这位官员在自己国家却一个人都雇不起，甚至连装修房子也是自己动手。刘易斯拐点提示我们，中国正在经历类似转变。我们应该用开放积极的心态，迎接这一转变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