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为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的中国式分权架构: 有效的财政激励让地方政府可以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更多的果实，而基于政绩考核的政治激励又鞭策着地方政府官员不能裹足不前，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资使得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囿于为本地区的现有利益服务。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关心经济增长，以及为何如此主动地向增长型而不是寻租型的政府转变。

具体来说，经济分权意味着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激励。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励问题的话，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的激励则是和对地方政府的放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20世纪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对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研究的经济学家科尔奈指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导致了经济主体的“预算软约束”，即便经营不善也会有政府来埋单。在中国式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再向面临破产或经济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大量弱小的企业被当作包袱甩掉；相反，民营经济则成了地方经济和财税收入的支柱，受到政府的青睐。市场化进程因而在地方政府的响应下一发而不可收。

经济分权还不足以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中国特殊的政治激励所聚集起来的特殊能量。国际上流行的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分权与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之间的纽带。经历了几十年学习“老大哥”的努力，中俄两国转型前的许多情况几乎如出一辙，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转型之后的绩效却形成反差之势。撇开激进—渐进改革方案孰优孰劣的分歧不谈，分权体制的不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经济分权是在政治垂直管理条件下进行的，而俄罗斯则是在政治自由化背景下实施的。在中国，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来对地方进行奖惩，从而使地方追随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强调。而在俄罗斯，分权的背景是蹩脚的民主，中央政府过早地失去了奖惩地方政府的力量，地方政府就很容易被当地利益集团“俘获”以争取地区选票的支持，同时也会设置壁垒追逐租金。“布兰查德和施莱弗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中国分权与俄罗斯分权的不同。Blanchard, Oliver and Andrei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2001,171179.

已经有学者发现，中央的确是在按照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来提拔官员。中央政府的这种激励方式就是将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挂钩，并且在绩效考核时采用相对于邻近省份和前任官员的绩效评估的方式，尽可能地消除评估误差，加大激励效果。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之所以如此强有力，是因为地方官员只有一个“雇主”，一旦离开了这个政治市场，就很难再寻找到其他政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