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从中国式分权的这种独特安排入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有着史无前例的热情。

‖光鲜的开发区与破旧的校舍‖

经常在国内走动的人一定为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而感慨，也会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隔阂而叹息。然而，你或许同样会注意到，即便是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大相径庭，但各地方的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兴趣仍然是普遍性的。这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在内地的城镇，城市规划的动作之大往往让人咋舌。当然，落后地区紧巴巴的财政在以基础设施建设助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方面就显得顾头不顾脚。

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多种途径中，财政支出显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尤其是任期内的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追求“政绩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就有激励把更大的比重支出在能够直接推动增长并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基本建设上，而相对地会忽视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如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财政分权体制以及与之伴随的政府行为将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带来显著的影响甚至扭曲。

国际经验是，为了吸引要素尤其是资本的流入，地方政府会竞相削减其所征收的税率，同时地方间的“搭便车”动机和非合作行为也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低于最优水平，这两方面都会导致公共支出总体规模的不足。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下，公共投入的责任更多地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不足的现象应该更加明显。然而，至少在基础设施上，中国演绎出了一个罕见的有效机制，大大领先于同水平发展中国家。宽广的马路、超前的市容规划常常令人吃惊。最近中国和印度之间引人注目的比较视角展示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绝对优势。不久前《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与印度类似，拉丁美洲也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困境，并且与中国形成反差的是，正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成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绊脚石。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教育投入)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却存在着令人尴尬的不足。这些方面投入的落后同样可以在国际比较中得到清晰的展示。诺贝尔奖得主赫克曼不久前发表的研究指出，1995年中国(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同时国民生产总值中大约30％用于实物投资，在美国，相应的数字分别是％和17％，并且此后10年来这种投入结构的失衡有增无减。在转型和财政分权的文献中，俄罗斯通常被当作是中国的一个反面参照系；然而，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更接近于合理的水平。《公共经济学杂志》参见，Zhuravskaya, Ekaterina, V.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Fiscal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337368.提供的俄罗斯35个大城市(29个地区的首府和其他6个区域性中心)的数据显示，1992—1997年间教育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稳步上升到％，在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三项上的支出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同期支出在教育和科教文卫上的比重分别仅为15％左右和25％不到。由于在中国这些支出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因而这两个比重在国家(中央＋地方)财政中所占的比重更低。2004年，国家财政中用于教育和科教文卫的比重分别仅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