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刚一回来，朋友就告诉我，下午有个人来找过你。奇怪的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描述的那个人，更奇怪的是据说他要和我讨论经济上的问题。

遇到这种事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不过我又有些担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是很难有效地讨论问题的。现在，许多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论文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写就的，这样论文送审到一些“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手中，通常会很成问题。再者，既便我们有社会学所说的“共同经验范畴”，但十个经济学家通常会有十一种不同的答案——何况是我这样对经济学参悟不深的呢？所以也不一定能讨论出什么所以然来。

一边这样想，一边打开电脑，还没浏览几个网页，朋友又跑过来说那人又打来电话，听说你回来了，他马上就过来。

来者是位中年男士。几句话之后，他就把讨论的问题锁定在经济增长的效率上了。

问题的背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高储蓄、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这一模式曾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1997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它的普遍赞誉。保罗·克鲁格曼是最著名的质疑者，他因成功地预测到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另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是艾伦·杨格，他长期致力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特征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十分相似。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70％以上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目前，我们的储蓄和投资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FDI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这些在许多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而生产的效率虽然在1978年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自90年代后期以来，效率的增进似乎又走向了下坡路。东亚模式的问题表现为“资本深化”，也就是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所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简而言之，是投资过多带来了增长效率的问题。

这位造访者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今天的投资可以形成明天的生产能力，投资会带来一个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东亚经济劳动力十分丰富，因而经济增长放缓，利润率的下降是因为没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所以，一个自然的结论是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束缚了生产潜能的发挥，出路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产就会达到潜在水平，尤其是应该通过消费的不断增加来实现“快乐增进型”的增长。

这样，我们讨论的重心就集中在到底是投资过多还是需求不足，拖累了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以福利为内涵的增长步伐。

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可以把资本投入过多说成是需求的相对不足(因为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商品的价格不会下降，投资的利润率也就不会下降)，并且认为增长的真谛在于实现更多的消费也是无可争议的。

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满足消费的方式是有效的吗？东亚普遍出现的内需不足是否与其经济增长的模式本身有关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是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另外，现实中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越来越强，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提供产品服务的成本从而在不断上升。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产业结构严重雷同，有些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