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中国式分权的成本和收益的动态变化，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现有的主流意见认为应该增加其他的政绩考核标准，以限制地方政府的“国内生产总值原教旨主义”。提倡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动议。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仍然是治标之策。

‖路在何方？‖

首先，应改革中国财政支出体制安排本身。教育投入困境清晰地表明，中国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这使得财政在投入上失去了保障，这也自然成为地方政府投入不足的借口，而中央政府政策规定也因为支出责任分配的不合理而变得难以实施。因而，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把提供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中央政府的责任。2002年我国开始启动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将地方所得税的50%上收中央，并将中央全部所得用于不发达地区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2003年继续将这一比例提高到60%。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一政策使得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在2002年下降了，科教文卫支出比重上升了，2003年新增的10%政策调整对基本建设投资和科教文卫投入比重的边际影响分别为和。这表明，改变以基础设施投入为主体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有效地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

其次，确立支出责任之后，要相应地重新调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现行税制虽然强化了中央对税收的控制，但没有改变原有的支出责任分配，这样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垂直向的财政缺口，这必须由转移支付来填补，而如何处理富裕省份的抵制将是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此外，虽然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但是整个税收规模依然较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差异性强、以及还需为国有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养老金改革提供大量资金的政府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太低了。

再次，应实施全国视角的地区平衡政策。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条件迥异，发展模式不能单一地追求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是优化中国发展绩效的必要途径。按照地区区位和资源分布，在中国形成东部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中部以重工业和种植业为主的格局，而西部以资源开发和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是大势所趋。我们知道，正是区域间的合理分工使得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在工业发达的同时，也是农业强国。中国要实现这种分布，重要一点就是要放宽人口流动政策。用长期眼光看，东部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还应该进一步增加，而西部一些不太适合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的地区，人口应该转移出去。与这种全国性的区域政策相连，就不能对西部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要求过高。

最后，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央政府应该努力减少地方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政府间的竞争并不是越激烈越好，因而规范竞争秩序显得尤为重要。这中间，改善政绩考核的机制是必然的一步。主流的意见认为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应该加入其他方面的考核指标。可是，指标多了考核就变得没有效力。其实，更为直接的考核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考核，因为没有人比辖区里的居民对当地官员的表现更关心且更有发言权的了。

本质上，如何保持地方政府的适度积极性同时实现由生产型(功能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型是我们近期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