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正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举袁世凯自代，未获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凯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问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说："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做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他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改变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16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