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得太多了，只是被称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对革命怀有同情，他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

胡适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他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