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我打工存了钱，经欧陆返台。纽约到卢森堡的学生包机每人九十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据手上的《每天十元游欧洲》，找青年旅馆过夜，也睡过公园，认识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个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几个朋友，一起混了几天。吃饭，大家凑钱买几条面包、几瓶便宜红酒就打发了一顿。这些来自各国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离去，大伙儿就在便宜小酒馆为隔日要启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来，误了车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认识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达，他要去摩洛哥，我的护照要等上一个多月才能取得签证。从此我一人独行，去意大利和希腊。

在罗浮宫、在乌菲兹美术馆我第一次感觉到“颜色”。从希腊的天空和爱琴海，我终于知晓蓝色有无限的层次和变调。在日内瓦，我看到一本美丽的画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壁画。

通往曼谷的学生班机由雅典起飞。才走进世界，又得回到窒息戒严的台湾；观光尚未开放，一般人收入极少，我不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出国，躲到厕所狠狠哭了一场。

没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国，频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机场和坐飞机就要自闭地忧郁起来。跟云门出国是工作，十次九次，演完第二天必须离开；没有主办单位可以大方地让三四十个人不演出，住旅馆。

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云门暂停的三年间，我随心所欲地跑来跑去。背起包包，住十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宾、尼泊尔和印度。

印度！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时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