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燥热飞尘、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我也去过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烧一半的残尸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头吞下。生死有界，流水无痕。我惊悸而感动。

不知不觉，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顿了我。毛躁起来时，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静定一点。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独的背包旅行，让我看到许多山川和脸孔，见识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旅行为我打开一扇扇门。回了家，我阅读，追寻曾经碰触过的文化，关心去过的国家，远地的战争仿佛也与我有关。更重要的是：离开台湾，隔了时空的距离，台湾，还有在台湾的自己，变得特别地清明，因而逐渐培养出对付自己的能力。

台湾解严二十多年，但是，我们仍然容易陷入岛屿的自闭，陷入消费主义的迷障。我怀念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没有特定目的的贫穷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出走。

二○○四年，我把“行政院文化奖”的六十万奖金捐出来，成立“云门流浪者计划”，承蒙许多朋友，特别是施振荣先生和他的夫人叶紫华女士，以及吴清友先生、严长寿先生热心支持，使这个计划可以持续进行。五年间，四十一位年轻朋友在“流浪者”的奖助下到亚洲各国学习，去奉献，去挑战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台湾受了太多西方影响，对于近邻的亚洲文化缺乏认识，我们希望年轻朋友去纽约、巴黎之前，先到亚洲看看。我们要求“流浪者”单独旅行：一个人走才能增加与当地人互动，确保和自己对话的机会。我们也期待旅行的时间不低于两个月：希望他们可以完成紧张、兴奋、疲累、挫折与重建的几个阶段才回家。

常有人问，对“流浪者”有什么期待。我们祝福他们带着新的视野，以及对自己的新观点，重返台湾的生活。如此而已。

然而，事情的发展让人喜出望外：

第一届的谢旺霖书写铁骑西藏高原的《转山》成为二○○八年诚品中文书籍排行榜第二名的畅销书；简体版在大陆“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