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不起眼的东西都是这样，

在明明有迹可循的记忆里完美地消失了踪影。

从束河回来后，我的眼药水不见了。

我明明记得从客栈离开前曾将它收在化妆包里。那一刻，它迅速而干脆地跳落在护手霜和睫毛膏的缝隙之间，安然卡住，一动不动，深绿色透明瓶身里的液体微微晃荡，撞出一些瞬间就破裂的小水泡，很快平静下去。我拉上拉链，将它装进包里。化妆包并不坚硬的皮质表层被钱包、手机和钥匙挤出了凹凸的纹路。

收拾好行李，我从电视柜旁边拿起房间钥匙，这才退房离开。这一段回忆相当清晰。再往后想，却记不起路上数次打开化妆包时，那个深绿色的透明小瓶是不是还在原位——最后一次，是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车已经开到小区门口，我手背上还停留着刚刚挤出来的一团指甲盖大小的护手霜。黎靖见状接过护手霜瓶子替我装进化妆包，打开车门下车，径自去抬后备箱的盖。

车门外是十二月的北京。

等到我钻出车厢，他将旅行包的拉杆长度调好，递到我手上，说：“进去吧。”

我接过拉杆，目送他坐回车里，一时恍惚，忘记要进小区大门。

出租车缓慢地向后退去，寻找合适的方向原路离开。他在后排摇下车窗，对我挥手：“赶快进去吧！”他的声音终于渐渐消失在引擎声里，车子退出了我的视线范围。暮霭渐渐下沉，厚薄不均的雾气让视野时而模糊时而清晰。行李包底端的小滚轮划过地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面前这幢高楼里密密麻麻地亮起了灯光。

我以为这种旅行结束的感觉会发生在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原来这一段路才是旅程的真正结尾。

工作四年多，我一直没有长途旅行过。

如果不是因为黎靖，就连这唯一的一次也不会有。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频繁地回忆自己做某一个动作时的情景。有时是因为记不清楚将某样东西放在了哪里，有时是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是否曾经做过某件事。

这一年，几乎每天清晨在呼啸的地铁车厢里，我都反复回忆出门前自己有没有关洗手间的灯。那些记忆并不会因为反复追溯而变得清晰，反而越来越模棱两可。像是有过，又像是没有过。

在回到北京的这个傍晚，我因为找不到眼药水，开始陷入再一次的反复回忆。一次又一次，回忆收拾行李从束河的客栈离开，到丽江，再上飞机……

很多不起眼的东西都是这样，在明明有迹可循的记忆里完美地消失了踪影。

在身后这张宽度一米五的双人床上，黎靖常常头枕着我的腿，用大拇指和食指撑开自己的眼睑，等我帮他滴眼药水。厚窗帘背面是渐渐浓起来的夜色，墙边银灰色的暖气片锈迹斑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发热。黎靖已经搬走。还剩下十一天，我也必须搬离这间屋子。

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下一个容身之所。在一起，不仅代表爱，还代表共同生存的需要；不愿意分开，不仅代表不舍，还代表惧怕从此无依无靠，孤独地面对喧闹的世界。

当爱与生存变成不可分割的同一个命题，你会开始发现很多曾经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

这一切你都无法真正拥有，区别只是你是否以为自己曾拥有过；每样东西都有有效期限，区别只是你知道或不知道到期的日子是哪一天。

黎靖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时的同事。当时他是个小企划，我是个小翻译。在那家公司两年，我们仅有的交情只是见面打个招呼，除了姓名和部门以外对对方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不是一年前有个旧同事移民，而我跟黎靖恰好都被邀请参加聚会，我们永远都不会再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