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书名所示，贯穿全书的，也就是贯穿日本人思想与行为的，是菊与刀的矛盾，即二重性。作者说：“菊与刀都是一幅画的部分。日本人极具攻击性，同时又老实；尚武又唯美；倨傲不逊又彬彬有礼；顽固又富于适应性；温顺又厌烦被人驱使；忠实又不可依赖；勇敢又怯懦；保守又欢迎新事物；他们非常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行动，同时，自己的劣迹不为人知时也深受罪恶感折磨；日本兵被彻底训练，却还是不听话。”（日译似有误，此处参考英文版翻译）

说来我们古人早就看出日本人具有二重性，例如唐人包佶写诗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衡东归，有云：“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1937年周作人管窥日本，说：“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

为什么日本人做事是二重的，两面的？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矛盾产生于他们小时候所受教导的不连贯性。像漆器一样，岁月给日本人涂上一层层漆，但是，“他们是自己的小世界里的小神的时代，甚至能尽情撒娇的时代，似乎任何愿望都能够实现的时代，在他们的意识中还留有深深的痕迹。由于二重性如此之深地扎根在心里，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便表现出“既沉迷于浪漫的恋爱，又易如反掌地无条件服从家里的意见。既沉湎快乐，贪图安逸，又为了完成极端的义务而无所不为”之类的现象，令西方人瞠目。

其实，我们中国人对此也瞠目。究其原因，我以为是历史进程造成的——日本刚刚走出原始社会，旁边已备下一个过于发达的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汉字与假名并存，语言的二重构造对二重性格的形成尤具有莫大影响。兔子急了也咬人，个人乃至民族都具有二重性。丰子恺说：“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

不过，日本二重性自有其特色，那就像他们的书刊既有横排又有竖排一样，是摆在明面的。诚如《菊与刀》所言，“日本人能毫无精神痛苦地从一个行为转变到另一个行为”。上班西装革履，下班又坐卧在榻榻米上；既拼命工作，加班以致过劳死，又尽情喝酒唱卡拉 OK，不遮不掩，丝毫没有远庖厨的念头。倘若在中国，过去竖排是过去，要改为横排就一律横排。我们的二重性是阳一套，阴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不一样，另一面隐藏着，看上去只是一面，道貌岸然。中国人在二重之间有追求，追求中庸、统一，虽然终归是心向往之罢了。

日本的二重性行为是并列的，不会在心中交战，不会像周作人那样“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周作人终于没看出日本人把二重性并列于外，说：“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把野相看作表面现象，把吃茶弄花草看作本质的真面目，结果周作人就跟着一副野相的人吃茶去了。

每当看见麦克阿瑟与天皇的合影，就油然记起这位老兵的话。他说：“要是用现代文明来测定，我们四十五岁，日本人就像是十二岁的少年。日本人能接受新模式、新思考，给日本灌输基本概念是可能的，他们天生具有灵活接受新概念的素质。”当年在处理日本上美国很有点大人样，日本也真像孩子一样听话，顺从大人的霸道，但孩子会长大，而且暴富，对美国大人就开始说 NO，似乎尤其有杀父情结。从二重性来说，这是日本人本来具备的，小荷才露尖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