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看见一张老照片，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昭和天皇的合影：高大的麦克阿瑟一身便服，没有系领带，双手掐腰，身穿大礼服的天皇站在他一边，扬着小胡子，又瘦又小。这是日本投降后的 9月 27日。天皇陛下为命运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忠实臣民已开始抢购《日美会话手册》，这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子畅销三百六十万册，创造了战后出版史第一奇迹。天皇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交谈三十五分钟，合影留念。谈了些什么，天皇至死不说，麦克阿瑟回忆：给天皇点烟时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天皇说：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的所有决定及行动负全部责任，为此来拜访，把自己交给你所代表的诸国裁决。这一瞬间，我觉得面前的天皇是日本最好的绅士。手握铁锤似的烟斗，麦克阿瑟从此对天皇改变态度，不同意追究其战争责任。独领战后思想界风骚的丸山真男说，日本人在报纸上看见这张照片，彻底失去了自信。

三个多月后的 1946年 1月，天皇下诎，宣布自己不是神。同年，露丝·本尼迪克特在美国出版《菊与刀》，1948年日本翻译出版（本文的引文据日译本转译）。当时，日本不了解美国，不了解美国人，满怀疑惧，也许要扼腕奇袭珍珠港之前怎么没想到写一本“鹰与原子弹”什么的。政府指令各地开妓院，迎接美国大兵，并晓谕女人们，穿着检点，万勿在人前袒胸露乳，但美军进驻就下令废除公娼，真搞不清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人来说，切身之所急，急急如律令，不会是从镜子里观看自己的嘴脸，而是千方百计认识他们曾骂作鬼畜的美国人，所以《菊与刀》有如及时雨，写的是日本人，但处处比照美国人，正好拿来当教科书。况

且史无前例地给日本文化抽象出一个模式，与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相提并论，更叫日本人惊喜，甚而鼓起了被那张照片打垮了的自信。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写作《菊与刀》的基本手法是现场调查与比较研究。她不曾踏上日本，所谓现场是从侨民、战俘听来的，从书本、电影看来的。写日本无须身临其境似乎是美国人的绝活儿，“蝴蝶夫人”把艺妓张扬全世界，原作者也从未见过日本。本尼迪克特居然采集了这么繁多、琐碎而真切的生活细节，读来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怕是日本人也未必写得出，叹为观止。不过，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到了国外更爱国，人们往往在记忆中不由自主地强化远去的事物，美化以往的一切。《菊与刀》是探究日本其国其人的经典之作，我们迟了五十年才移译，也不可急急于赶时或汲汲于应景，经典要当它是经典，最好由研究者操刀，用注解指出问题所在，如日本军队不使用敬语之类，以免误咱国人。当年日译本问世，一些日本学者起而攻之，其中固不乏感情抵触，但毕竟是他们家里事，总该看得更明白。日本人说的就不爱听，偏要站在美国人一边，这书就读得没意思了。本尼迪克特进行比较时，莫怪日本人抱怨，是以美国人完美无缺为前提的。

“我们要努力理解日本人的思想习惯、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被注入其中的铸型（模式）。”于是，我们的本尼迪克特通过恩情义理等解析日本人的思想与行为（蓦地想起：什么什么思想与行为，这个说法出自丸山真男笔下，一度成为流行语。有趣），论断日本文化是耻文化类型。日本人津津乐道这个耻文化，至今不失新鲜感。本尼迪克特说，“运用人类学研究各种文化时，重要的是区别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为基调的文化”，可见，这是把日本文化归属于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并非特别由日本文化归纳出一个独特的人类文化类型。就耻感或知耻来说，作者从日本文化中发现的基本是中国的儒教观念，只是日本人没有把“慎独”学到手罢了。我就想，倘若把这部书输入电脑，再把日本人变换为中国人，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一读到底，当然也会像好多日本人一样提出异议。“耻”文化模式后来竟成了“模式”，论客竞起，都试图用一个字论定日本，如“甘”，如“缩”，如“侍”，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