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文的人，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怎样为本人寻找一个满意的措辞，以表示身份。中国人的整个思维方式，建立在一系列与我们的习惯相违的假定上，他们往往错误地理解西方人渴求准确无误地弄清一切事物的热望。中国人不知道本村有多少人家，而且不打算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了解这个数目呢?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个难解的迷。有“几百家”、“好几百家”，或者“没几家”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准确数字，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在数字上表现出的缺乏精确性这一特性，在文字书写、甚至印刷上也同样有明显的反映。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字的廉价书。有时，一个字的使用远比其应有的效用复杂得多，表明用字中的错误，并不是由于想省力才出现的，而是因为人们不把日常的精确性当成一回事。文字书写的不准确，同样大量地表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中，一个字时常读成另外的音。这种错误，一半由于不认识，一半因为不仔细。

对精确性的漠视，在书信的称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中国人的家信，用醒目的字体写着这样的称呼：致“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一般不道出“大人”的姓名。

像中国人这样讲究实际的民族，竟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要求准确，实在令人惊异。我们经常发现，他们的名字现在写的是这个字，一会儿又是另一个字，还会再是其它字，我们听说之后，会产生疑问。然而，最让人迷惑的是，同一人常有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姓，他的“尊称”，说也奇怪，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只有科举考试注册时用。这就难怪外国人会把一个中国人误解成两个，或三个了。村子的名字也不固定，有时会有两个、甚至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其中没有一个名字比另一个更“正确”。如果其中一个必须看作是另一个的误用，那么就替换着用；或者是正规的用于官方文件，另一个用于平时谈话；更有甚者，误用的当作形容词，与原来的组成一个混合名字。

中国人不幸的是，在教育中缺少化学分子式方面的学习。在化学分子式中，绝对需要最精密的准确性。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将“一二十个微粒”与“好几十个微粒”相混，失去很多数字，结果造成难以预测的灾祸。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能力在一切事情上做到精确———不仅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天生有无限的耐心———但是，就现在的性格构成来说，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评论：这个民族缺乏精确性的观念，并且不懂得精确性究竟是什么。倘若这一观点成立，就可以得出两点推论：第一、我们查阅中国的历史案卷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这一忽视精确的特性。中国人的数量统计，太容易使我们受骗了，因为他们从来就不企图做到———精确。第二、对于中国人通过“人口调查”抬高尊严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留有广大的余地。整体不大于各部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计数却是相反的。我们仔细审阅中国一份“人口调查”的所有条目，就自然会以这样的话说它———一位机敏的苏格兰人对美国最高法院作过这样深刻有力的评价：“法律的尊贵的不确定性”，即是“案件的最终猜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