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百五十个被非礼对待的中国人会做什么呢?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甚至只是“基督教国度”其它地区的公民，我们就很清楚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肯定会整天怒容满面，在下午三时坐下来就餐之前，就大发雷霆，对周围的人咆哮。他们会通过一个措辞严厉的宣言，给伦敦《泰晤士报》写一封“连用五个‘现在，先生们’”的抗议信。然而这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却丝毫没有干这类事，不仅整天笑容可掬，而且非常诚恳、真正礼貌地服从主人反复的调遣，连连说：“等一等，不妨事，早吃晚吃都一样。”读者可曾知道，西方文明中有哪一种伦理能够使人忍受这般突如其来的沉重压力呢?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神经与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并不证明“神经麻木的乌拉阿尔泰族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是坚忍主义者。中国人忍受苦痛，不仅靠毅力，而更难做到的是靠耐心。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一位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坦白地补充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再为治眼忧心了。医生告诉他不可能恢复，他答道：“这样，我就心安了。”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听天由命，更不是由于绝望而引起的冷漠感，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既有痛苦”的品格。我们已经明白，烦恼是现代生活的一大害事，刀不怕用，就怕刀刃生锈，烦恼就像侵蚀刀刃的铁锈。中国人具有不会烦恼的天性，这是他们的一大幸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就全体而论，没有深重苦恼的人是比较少的。富饶帝国的广大地区，周期性地遭受旱灾、水灾及由此带来的饥荒。至于社会灾难，如诉讼、灾祸，甚至还有因为模糊不定而导致的更大的恐怖，威胁着成千上万的人，然而，观察者却从未察觉到大烦恼。一个中国人的田地、房屋，有时甚至是他的妻子被人抢夺，我们问他结局会怎样?通常的回答是：“将永远不得安宁，”“事情啥时是个头儿?”“谁知道?”“也许早，也许晚，但麻烦肯定少不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回答。既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无限地忍耐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