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笔者忍不住把巴金老先生远在1998年春天——曹禺老师辞世的第二年，满怀激情地写出的《怀念曹禺》一文的部分内容转引于此处，和读者共享之，共思之。

正是巴老这篇文章在笔者心中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才促使我提起笔来，写出关于解读老师后半生心路历程的一本书。甚至，我仿佛觉得如果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就没有尽到一个学生应当担负起的义务，那将会是令人永远不安、永远遗憾、永远愧疚的事情。

巴老写道——

家宝（这是曹禺老师的本名“万家宝”——引者注）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曹禺老师的三女儿、作家——引者注）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作家、时任《文学季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引者注）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经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感动过我。”然而，这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