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恢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巴老最后还写道：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来，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届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①

巴老不安地、痛楚地提出：“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他的朋友，留给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请反复读一读，这最后一句话的斤两，这一问问得有多么尖锐，多么沉重，又有多么深刻啊。那么，回答大约只能是一个：“不能！”想想看，曹禺老师确乎不能走得那样安详，不可能走得那样安详。也许，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矛盾而又复杂的原因，就包括在本书将要提到的一些难以回避的追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