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曹禺老师后半生的经历之前，似乎很有必要讲一讲他与周恩来、巴金和老舍三位良师益友的历史交往。这些对于了解曹禺老师的生活、思想、创作、学习等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不能代替的。

首先，讲讲周恩来。

记得，冰心先生曾经说过：“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大约，正由于如此，在1976年那个寒冷的早春之际，曹禺老师为自己失去一位半个多世纪的良师益友而肝肠搅刺、悲痛万分。他含着泪水深情地说：“周总理去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首先，他们是“老同学”。

北京人艺的同仁们都知道，周恩来总理在几十年里对于剧院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帮助，是与曹禺老师分不开的。

在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里，周恩来总理到剧院看演出（他一共看了41个/次戏的演出）、看排练、参加晚会、出席座谈会，以至串走家属宿舍当中，总少不了由曹禺老师陪同，而周恩来总理又总是以“老同学”来亲切地称呼他。

有人问：你们果真是“老同学”吗？

曹禺老师会摇头说：“那是总理的谦虚，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南开中学先后不同时期的同学，而且先后不同时期在一个剧团里演过戏罢了。”

周恩来与中国话剧之间的渊源，倒是鲜为人知，很值得写上一笔的。

众所周知，话剧是一个舶来品，来自欧洲的古希腊，天津则是早年中国话剧之乡，南开中学更是北方话剧的摇篮。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9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以后的两年，南开中学的创办人、老校长张伯苓从欧美考察回来，就在校园内极力推广当时在欧美已经开始流行的话剧艺术。正是这样，1914年南开中学成立了最早的新剧（即话剧）业余演出团体——南开新剧团。

周恩来当时年仅16岁，正在南开中学读书，便已是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积极参加编新剧、演新剧，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同时，他更是一位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倡导把新剧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借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极高之理论，施之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唯新剧乎！”他指出，新剧可以开民智、进民德，“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这些进步的戏剧观念，对于多年以后参加新剧团的曹禺老师，依然影响不小，教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