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老师多年以后，这样回忆道——

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心里也畅快极了。

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

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子，让我缝衣御寒。

后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去，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循循善诱，要我留下。他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工作要做。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②

这样，曹禺老师就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曹禺老师经常、多次和周恩来促膝谈心，一谈就十几个小时，谈思想，谈生活，谈创作，谈家庭，谈婚姻……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周恩来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也有问必答，耐心点拨。据吴祖光先生回忆，有一次自己和周恩来谈话时，对方竟然用了一半的时间询问曹禺老师的写作、家庭、婚姻等等情况，而且，问得十分详细、全面。

有一次，周恩来还特意邀上曹禺老师一起，去看望天津南开中学的老校长张伯苓。

曹禺老师回忆说——

我和周总理到南开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

席间，九先生和周总理展开了讨论。

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说：“你说得不对，不符合事实。”并用许多事实来说服九先生。

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

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让我下车，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

这次同去老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周总理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