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周恩来关心话剧界人士的事数不胜数，有一件事似乎不能不提。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由于在“雾季公演”中先后演出了《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六部大戏，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派遣的特务之注意。心细如发的周恩来看到并想到了要保护张瑞芳。事后，张瑞芳这样回忆：“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同志通知我说到新华日报会客室，我就在那儿等着。这个时候总理突然出来了，与我进行第一次也是很长的谈话。他告诉我，今后你的组织关系就在我这里，单线联系。不过我可能对不起你，就是你可能会过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了，因为我不可能每次按规定时间来跟你见面，以后有事我会通知你。”就这样，张瑞芳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恶劣的情况中，得到了很好的、有效的保护。

1925年曹禺老师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当时，这位只有15岁的中学生加入了业余的南开新剧团做演员，从而奠定了他一生从事戏剧事业的基础。远在此时的11年以前，即1914年南开新剧团刚刚成立之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不但也参加了新剧团，而且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兼演员。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周恩来的戏剧主张对于南开新剧团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同样对于曹禺老师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也正是基于周恩来的演剧思想，九先生张彭春写出并由南开新剧团演出了《新村正》。这个戏写了辛亥革命后在农村发生的一个故事——恶霸地主吴绅，欺压农民，作恶多端，辛亥革命以后非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摇身一变，当上了“新村正”。这完全是一个紧贴生活、针砭时弊的现实剧目。南开新剧团还排演了易卜生的名剧《国民公敌》。这个戏写了一个正直、勇敢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本地疗养区矿泉水中含有大量病菌，因而不顾浴场主的威胁利诱，坚持要改造泉水浴场。最后，因为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被宣布为“国民公敌”，受到了极大的孤立和难以忍受的迫害。曹禺老师在戏里扮演女主角、斯多克芒的女儿裴特拉。这两个戏的选择都是符合周恩来之戏剧主张的。曹禺老师通过这两个戏的排演，真正认识到戏剧的社会意义之所在。可以说，周恩来和曹禺老师正是通过戏剧这个桥梁，跨过不同年代之隔阂来进行“精神交往”的。

这，便是周恩来对曹禺老师“老同学”称谓的缘由和始末。

同时，还必须要讲讲重庆的曾家岩50号。

抗日战争时期，曹禺老师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热情地邀请他去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做客。从此以后，曹禺老师就经常去看望周恩来，并渐渐地成为了知己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