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使他惊叹它们的“博大精深”，“神奇无比”，并且为他的“绝美诗情”、“浩瀚的想象力”所倾倒。当他接触到契诃夫的时候，他觉得他简直看见了完全不同的戏剧世界。那儿没有“张牙舞爪”，没有人为的戏剧冲突，有的只是“平淡的艺术”，而正是在那种“平淡的人生叙述中”使人“感到生活是那样丰富”。它们不是震撼人心的，却紧紧把人心揪住。

这些大师的艺术，使他“佩服”，并且学到许多“写作方法”，但这还只是他整个教养中的一部分。幼时的诗文教育。虽然当时觉得是苦差事，但却给他打下扎实的功底。那些“偷看”的闲书也曾使他“心驰神往”地“着迷”；而《史记》、《通鉴》和元曲、明清传奇，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对生活的认识，培养了他的审美情趣，使他真正体会到“民族气味”。

就在这种看戏、演戏、“杂学旁收”和对古今中外名家名著的研读中，曹禺成长了。他像吃百家奶长大的一样，是多方面营养培育了他，使他有一个可以消化、吸收一切“杂粮”的胃，因而比自己的同龄人更健壮、更早熟。所以，二十三岁的年纪，就能一鸣惊人，向社会贡献了他的《雷雨》。

《雷雨》是时代的产物。没有话剧运动先驱者的艰辛开垦，没有《雷雨》前三十年的探索、实践，任何天才也不能一蹴而就写出《雷雨》。《雷雨》也是应运而生。

早在《雷雨》之前，中国的话剧已经经历了艰难创业、早期摸索、学校演剧和左翼戏剧运动等几个时期，产生了欧阳予倩、田汉、丁西林、郭沫若、洪深等前辈的剧作。话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群众中产生了影响，取得了成就。但是，由于中国话剧是伴随民族危亡和政治斗争而产生的，在历次革命中，它都起到了思想准备、舆论准备的作用。因而人们在重视它这一战斗传统的同时，更多的是看重它的宣传工具的作用，而比较忽视它自身发展所要求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因此，出现了一种话剧运动有时轰轰烈烈，而流传下来的剧本却寥寥无几的状况，大量的配合政治斗争的宣传剧，因为“标语化”、“口号化”时过境迁而被淘汰。这种情况无疑给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的发展都带来了障碍，影响了话剧艺术整体水平的提高。

而从事戏剧活动的人和热爱话剧的观众，也迫切希望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更高成就的剧作问世。就在这个时候《雷雨》出现了，它引起了轰动，成为中国话剧已经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