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次周总理来看《雷雨》，当演到第二幕鲁侍萍和周萍那段重要戏（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时，朱琳说台词发生了口误，丢掉一个字。没想到的是，周总理看完戏回到家里，立即请邓颖超大姐给朱琳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得知是口误后，仍然再三嘱咐：“一个好戏里的精彩台词是不能够更改的。”周总理于1962年的春天，在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上，更为明确地提到：“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戏中小妓女的名字——引者注）救出去？让他说去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指《雷雨》、《日出》和《原野》——引者注），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最后，我们不妨再来听听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专门研究《雷雨》的专家晏学女士之反应和看法——

曹禺成为戏剧大师并不偶然。

还在儿童时期，最先闯入他精神生活的就是“看大戏”。他是在继母怀中开始看戏的，虽然那个时候，他丝毫不懂得一代名伶们的艺术造诣和流派奥秘，但他喜欢这个“美妙迷人的东西”。这是启发，也是熏陶，注定了他一生再也离不开“戏”。

稍长，他有幸进了南开中学。他也由看戏进而自己演戏。这个“洋学堂”使他看见了一个新的戏剧世界，那里有易卜生、王尔德、莫里哀……

上了大学，他的视野更扩大了。一方面他仍然和他热爱的民族艺术有着密切关系：他听大鼓，看昆曲，还时常到天桥去看“撂地摊”的曲艺。同时，在大学的几年，在他面前又打开了另一个文学、戏剧的宝库。他读希腊戏剧，他喜欢埃斯库罗斯的“雄伟、浑厚的感情”，他要学欧里庇得斯的“观察现实的本领和写实主义表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