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明朗的天》是一个勉强又真诚适应于时代政治需求的短命产物。”

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有多少事实被反反复复地证明了——新的并不一定都是完全美好的！

曹禺老师在写过《明朗的天》以后，特别是受到一些好评以后，他不止一次动了继续执笔创作的念头，但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还是一个剧本都没有写出来。他当时订了一个最为保守的创作计划——一年只写一个戏，最终也没有能够完成。

与此同时，曹禺老师对于一下子兼职活动过多的灾难，也是既很不能适应，又很能适应的。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到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以及各种各样学会、协会都要挂上一个负责人的头衔。记得，他还是与他毫无关系的“中国蒙古友好协会”的会长。……于是，有时从早到晚忙碌一天下来连会都开不全，也开不完。另外，还有会见、宴请、看戏、座谈、合影、签名、送往、迎来，等等，有时一天可以跑上几次机场迎送外宾。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曹禺老师在外边是和颜悦色，忙于应酬；回家以后又要痛骂自己过于听话，任人摆布。似乎有些事情不能不做，不敢不做，也不愿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习惯做那些本来不必去做、不应去做的事情。无疑，对于专业作家来说，这也是一场无法逃脱的灾难，一个可以致命的伤痛。

曹禺老师在写完《明朗的天》以后，他曾经发誓要继续写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剧本来。

然而，要写什么呢？

曹禺老师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热爱北京，他就下决心要写北京，写这个新中国的首都，写这个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关注着的地方。为此，他迈开双腿行走起来。首先，是重访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那里美丽的校园，古老的图书馆，崭新的教学大楼、宿舍大楼，以及那许许多多充满朝气、奋发向上的“小师弟”和“小师妹”们，这些都使他激动万分，感慨万分。其次，是邀请朋友一起“逛北京城”，要好好看一看既熟悉又陌生的北京。他去了当时已经远近闻名的龙须沟，那里是老舍曾经写过的地方，北京人艺也专门在舞台上演过的地方。如今，脏臭难忍、破烂不堪的龙须沟、大杂院和垃圾堆都不见了，代之为宽广的沥青大马路，和一片片新的居民住房，以及优美安静的陶然亭公园，雄伟壮丽的北京体育馆。再次，他还参观了劳动改造罪犯的清河农场。那里更是让他眼前一亮，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