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照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写法的，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太讲究“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世界性的作品？这是颇令人深思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却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我以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是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一派生机，天地广阔。②

这里，曹禺老师经过深思熟虑，用心良苦，全面地、深入地、细致地、务实地论述了文学的真实性、文学与人学、文学与社会、文学作品的作用等等重大的命题。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那戏剧大师的艺术造诣之深，清楚地看到他那戏剧诗人的艺术见地之高，也清楚地看到他那剧作大家的艺术积累之广。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引为骄傲和自豪的。

也许，曹禺老师这样一篇带有深刻自我批评和沉痛懊悔性质的话，也是藏在他心底很久很久一直不肯放弃的话，才是真正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欧洲戏剧家阿?尼克尔说的：“伟大剧本的大部分力量就在于它们的诗，这里用的是‘诗’这个字的一般含意，以适用于一切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而且，正是它们这些优美的诗，才使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创造它们起，一直到今日——作为充满生气的东西被保存下来。”

毋庸讳言，曹禺老师当时已经有些怀疑地感觉到，自己一度在创作思想上走了岔路，从而极力要纠正自己，恢复自己。同时，又对于未来还很是迷惘困惑，而一时不知所措的。像这样一个既有才华、有水准，又有作品、有经验的戏剧大师，硬是让他突然丧失艺术上创作的自信和胆识，不是有点太无情和残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