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给品牌代言，因为服装设计师们一相情愿地给我提供我不想穿的庄重的黑色正装。新闻专员给我寄书和电影放映的邀请--为影片首映或者其他开幕活动。广告商给我寄他们的产品，尽管我已经在编辑部内部分发了香水和化妆品，但又有其他新的样品源源不断地寄来；几个大使馆建议带我去纽约或廷巴克图“踩点儿”。说到底，除了我偶尔花在儿子身上的教育开销--在这点上我一点儿都不含糊--我平时根本不花钱。

似乎部长们也是如此，也就花点儿买香烟的钱。我被偷走的青春完全值这个价儿，青春渐渐熄灭，而我当时不知道这份珍贵的财富是没有任何一份报酬可以弥补的奉献。的确，我今天才发现我把最美好的年华都花在了办公室、会议、工作餐、走廊和研讨会上。

为了避免拥有这份在法国发行的杂志的芝加哥的合作者们的大惊小怪，总裁想到了一条妙计。我的姓出现在“主编”一栏下面，没有名。阿尼科会暴露一种犯嫌的性别，最好还是满足于只用首字母。女人，因此就是“靠不住”的，我必须“跑啊跑啊跑才能保持在同一个位置”--借用刘易斯.卡洛尔谈及记者这一行时的俏皮话。办好这份杂志，同行中各显各的神通，少不了有十个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因为我没有时间在巴黎闲逛，夏天偷偷溜走，没有我的身影。我没有时间度假、没有时间拥吻、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我工作到很晚，晚到我离开香榭丽舍大街的时候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周六，有一堆的书要读、有目录要排、要给合作伙伴打电话、审校样，尤其还有大卫，当他不在他父亲家的时候。周日，我带他去卢森堡公园，去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花园，他喜欢里面的旋转马车，但他刚扯下绒球我们就已经到了周一。

每个周日、周一都在公寓里消磨，当我一边准备我们俩的早餐、一边想着我第二天还有十六页氨熏晒图纸要再看一遍、还要去见儿子的老师的时候，他就坐在厨房。每个周一我都靠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就在我脚边捣乱。周日给人的感觉就是胎死腹中。从傍晚五点开始，即将到来的一周就已经不请自来，紧跟着的是毫无意义的会议和我逃不掉的约会。只要一想到我从现在到下周五这段时间内所要完成的事，想到已经拖延了的版式、文字的排版问题，我就要累得躺下了。

每次我都会讲一个故事给我儿子听，或是给他唱一首歌，因为我为自己选择的生活而感到幸福。他感受到了洋溢在我们之间的这份筋疲力尽的幸福。就像所有离婚家庭的孩子一样，他梦想看到父母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