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初，有一位科学的闲逛者（这是一个反义词，因为闲逛者应该是漫无目的的），名叫尤金 · 阿杰特。他是一个很投入的摄影师，决心在城市现代化改造的冲击到来前，把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记录下来。他于1857年出生于波尔多地区，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水手、演员、画家等很多种工作。他很贫穷，但是却很有决心，他走到哪里都拿着三脚架、照相机和玻璃片，不仅拍下所有的纪念碑，还拍下印在墙上的正在退色的广告、橱窗里的洋娃娃、雨天的光滑鹅卵石路、门锁、码头、楼梯井以及木楼的纹路。他拍下了奥地利使馆的大会客厅，还拍了街头小贩叫卖的篮子以及卑微的出租马车夫等候顾客的情景。他到哪里都穿着宽大的斗篷，手里拿着他那沉重的机器，因为显影溶液的腐蚀，机身已经斑痕累累了。他还到了巴黎以外的地方，到了凡尔赛空旷神秘的花园，到了圣克鲁——这是位于巴黎西北的宫殿，1870年被巴黎公社社员烧毁。尽管阿杰特拥有作为纪实摄影师无可厚非的资历，他只有在拍摄白色的大理石神灵和冬天生长着光秃秃树木的林间小道时，他才找到自己。他应该不会喜欢今天凡尔赛花园基督教式的外装；从圣徒日到复活节，所有的雕塑都被防护衣保护着，只有一只手或者一个脚趾头露在外面。

阿杰特住在第一乡村街17号五楼一间狭小的工作室中，正好位于蒙巴纳斯的大道外面。他保存了大量被他称之为艺术文档的作品，他把照片卖给了剧院的装修者、电影导演、画家、挂毯制造者——任何需要用到消失的巴黎视觉记录的人。当年真正发现他的美国摄影师、年轻的贝雷尼丝 · 阿波特曾问他，法国人是否欣赏他的作品，他回答道：“不，只有外国人。”阿杰特最老的朋友安德列 · 卡梅提在阿杰特刚死时，告诉阿杰波小姐：

二十年来，他靠牛奶、面包和一点糖为生，任何人和事都不能说服他。这些是唯一有用的营养，其他食品对他来说是危险有毒的。在艺术上和保健上，他是纯粹的。他对一切事物都持有非常个性化的观点，并且特别狂热地坚持。他把这种不妥协的品味、视觉和方法运用到摄影艺术中，奇迹就出现了。

卡蒙多是犹太银行家族，在康斯坦丁堡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在18世纪末才首次在奥斯曼帝国主义的记录中有记载。1782年家族因为暂时失势，从奥特曼帝国逃到了特里雅斯特，他们在意大利发了财，1867年国王维克多救世主二世封他们为伯爵，但是到了19世纪初，一些家庭成员又重返康斯坦丁堡，在那里设立了银行，在欧洲的加拉达购置大量的房地产，到19世纪中期，卡蒙多在国际上被称为“东方的罗斯希尔德”。

尽管奥托曼帝国通过了改革法律，宣布所有宗教和少数民族平等，但是这个银行家族的命运却取决于苏丹和他的首相。在19世纪60年代，一家竞争对手超过卡蒙多银行，情况很不利。卡蒙多家族的亚伯拉罕和尼斯姆立刻明白了这个变化的严重性，到1867年，他们毅然把家族和银行迁移到巴黎，迁到这个在世界上犹太人取得最平等待遇的城市，也是最稳定的城市。1894年卡蒙多银行康斯坦丁堡支行被永远关闭。

巴黎适合于银行家。巴黎是当时三大或四大帝国之一的首都，同时也在经历大兴土木的重建工程，现代银行业的产生也是为了向重建项目投资。在豪斯曼统治的17年中，巴黎的人口从1200万增加到1600万，20 000万栋房屋被拆毁，44 000多栋房屋建立起来，周围的11座城镇附属巴黎。城市被拆毁的声音和被毁掉的面貌就是18世纪中期的巴黎持续的现实，人们把它与由皮哈内斯所描述的想像中的废墟相比。当时的社会历史就是贫困者被逐出家门，房租猛涨，房屋投机商赚了大钱。普鲁斯特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的社会统治，但是他错了。实际上是第二帝国。他的家族的兴起就是皇权统治的标志，他的母亲来自于拿破仑第三帝国时致富的犹太股票交易家庭，他的父亲是来自夏尔特附近乡村的基督徒，后来成为著名的医学教授。

卡蒙多家族很快通过广交朋友和通婚的方式同犹太大家族融合起来，不仅包括罗斯希尔德，还有以皮埃尔兄弟为首的家族，以及福尔家族和卡昂 · 德昂维尔家族。1868年尼斯姆 · 卡蒙多移居巴黎，翌年他的弟弟亚伯拉罕也来了。他们从埃米尔 · 皮埃尔手中购买了蒙梭大街附近的房地产，遍布整个蒙梭公园地区。很快卡蒙多兄弟开始带着妻儿去听歌剧，添置豪华的家具，购买上好的马匹和马车。在他们举办的晚会上对来访的女客赠送珠宝，作为晚会特别献礼。他们很快适应了巴黎的方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否认他们的土耳其身份，没有否认他们的犹太人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