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公室外的走廊还是和平时一样人来人往，我开门走进我那小小的接待室时，还是和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掉进了干涸二十年的枯井，永远无法再见天日。陈年灰尘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和足球比赛的采访一样陈腐乏味。

我打开里门，里头是同样沉闷的空气，同样的灰尘积在胶合板上，触目所及是同样破碎的美梦。我打开窗户，扭开收音机，轰的一下声音如潮涌来，等我把音量转回正常时，电话听起来仿佛已响过一阵。我移推开盖在那上头的帽子，拿起话筒。

也该是她跟我联络的时候了。她冷静的声音说道：“这回我是说真的。”

“说下去。”

“你不相信我，我可以从你的声音听出来。”

“你从我的声音可是什么也听不出来，我是侦探。他跟你联络了？”

“从湾城打电话来的。”

“等一下。”我把话筒搁到有棕色污渍的便条簿上，然后点上烟斗。不急，谎言永远是有耐性的。我再度拿起话筒。

“这一套我们已经玩过了，”我说，“你这种年龄不应该这么健忘，我想朱格史密斯医生恐怕会有意见。”

“请你别逗我了，我是说正经的。他搬家以后去邮局要过他的信，所以我后来写的信他也收到了。他知道我打算待在哪儿，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到的，所以他就打电话来了。他现在待在湾城一个他认识的医生那里，帮他做事。我告诉过你，他念过两年医科。”

“医生有名字吗？”

“嗯，文森特·拉加蒂。”

“你等等，门口有人。”

我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仿佛它很脆弱，是玻璃丝做的。我掏出手帕，抹抹手掌——刚才握着话筒的那只。我起身走到嵌在墙里的衣橱前，看着有裂痕的镜子里面的自己。是我没错，我看起来肌肉紧绷——生活太紧张。

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怀俄明街九六五号，花圈安乐屋的斜对面，拐角上的木结构房子。安静而优雅的环境。已故克劳森的朋友，也许。他可不承认，但还是有可能。

我拿起话筒，掩饰我声音里的紧张。“名字怎么拼？”

她拼了出来——很轻松，也很准确。“那就没事了，不是吗？”我说，“虚惊一场——你们乡下来的听过这个说法吧？”

“不要老开我的玩笑。奥林麻烦大了，有——”她的声音有点儿抖，气息有点急促，“有歹徒要找他。”

“别傻了，欧法梅，湾城没有歹徒，歹徒全在电影里。拉加蒂医生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她说了号码。没错。我不敢说拼图已经开始拼凑成形，不过至少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图形里的拼板。我要求的、我得到的，其实一向也仅此而已。

“请你到那儿看看，帮他个忙，他不敢离开那房子。毕竟我给了你钱。”

“我退还给你了。”

“可我又拿给你了。”

“你给我的，好像是我不很想要的别的东西。”

沉默。

“好吧，”我说，“好吧，如果我能混到那么久不出事的话。我现在可是自身难保。”

“为什么？”

“光说谎话，不说真话。到头来我一定得付出代价，这是经验之谈。我没有某些人那么幸运。”

“可是我没撒谎啊，菲利普。我句句实话，我很坦白。”

“深呼吸一次，再坦白一次给我听听。”

“他们搞不好会杀了他。”她静静说道。

“请问文森特·拉加蒂医生不管事吗？”

“他什么都不知道，当然。求求你，求求你你快点去。我这儿有地址，你等一下。”

然后那个小铃铛响了——走廊尽头的那个小铃铛——声音不大，但你最好听得到。不管另外还有什么噪音，你最好听得到。

“电话簿里应该有，”我说，“说来巧极了，我有本湾城电话簿。四点左右打给我，或者五点。最好五点。”

我咔嗒挂上电话，起身关掉收音机，广播里放的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到。我关上窗户，打开书桌抽屉，拿出鲁格枪配在身上，再把帽子扣在头上。出门前我看了一眼镜中自己的脸。

我看起来像是下定了决心要开车跳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