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调整。弹性管理是管理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即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使管理对象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自我选择、自我管理的余地和适应环境变化的余地，以实现动态管理的目的。

弹性管理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留有余地”。弹性管理的作用在于使组织系统内的各环节能在一定余地内自我调整、自我管理以加强整体配合，同时又使组织系统整体能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在一定余地内自我调整以具有适应性。

在中国，很早就存在这种管理制度。只是封建社会里，皇权至高无上，但权力又必须赋予具体的个人和组织行使，若在赋予大臣权力的同时，没有相应的掣肘，必将导致个人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在中国历史上，大臣专权而皇权旁落之事，时有发生。

历史教训值得吸取，中国式管理历来十分注重这点，其认为要防止大臣滥用权力或取而代之，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也就是找准权力的制衡点，令他们互相牵制，最终达到相互促进，竞相为朝廷效力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刘备做得最为突出。

刘备在弥留之际仍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长远无比。这从他巧托孤、任命辅佐大臣一事就可以看出。弥留之际，他一手揩泪，一手握着诸葛亮的手嘱咐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死前嘱托简直比曹操的那句人生哲学“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更加奸诈狡猾，不仅笼络了诸葛亮的心，使其六出祁山、鞠躬尽瘁，誓死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更巩固了刘禅的基业。

刘备深知诸葛亮有能力，声誉又颇佳，缺了他，偌大的西蜀将无法正常运转，但若不把他安抚了，万一他设计对付刘禅，那就惨了。

诸葛亮是可托孤之人，只要把他的位置摆正了，一切就好说了。刘备对于自己的儿子刘禅怎样的懦弱无能已经很清楚了，正基于此，刘备干脆把刘禅“不才”这个事实明摆了出来，却要让诸葛亮以为是刘备对他的信任。这样一来，即便刘禅以后真的到了不可辅佐的地步，诸葛亮也不会效法伊尹、霍光，而会甘心当周公、萧何。

果然，当懦弱的后主妄信谗言，将胜利在望的诸葛亮召回时，诸葛亮所做的仅是苦口婆心地劝诫。这种既不符合他的智慧也不符合他的性格的做法，直接来自于刘备在幕后设置的那双黑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诸葛亮身边的黑脸大臣，这就是千夫所指的李严。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诸葛亮第五次出祁山，就是因为此人谎报军情而丧失了又一次宝贵的机会。但很少有人知道李严曾经也是与诸葛亮平起平坐的权臣。

刘备托孤时，文托诸葛亮，武托李严，实际上是一手很险恶的招数。他怕诸葛亮暗中操纵西蜀政权，为了稳妥，又令在川中自成一系的李严掌管内务，协助诸葛亮，实际上是让他们相互制衡。

李严的人品刘备也是相当地清楚，将内务托给一个奸佞小人，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道理：一忠一奸、一贤一佞，相互掣肘，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架构。

对比魏、吴两国，我们不得不赞叹这是非常高妙的政治手段。魏国是能人司马氏专权，结果能人及其儿孙把曹家取而代之了；吴国是小人专权，结果两代小人把朝廷弄得帝位更易，内讧迭起。而刘备的这种安排是一个双保险，使得蜀汉绵延数十年而内部不乱。

高明的管理者懂得，对待一个下属，既不要把他看做敌人，也不要太亲密。亲而不可太近，疏而不宜过远。取其弹性中段较宜。对一件事，从理论上讲，要办它就要想一定能办成，办的过程中可能遇到麻烦，但从不定死哪件事不可办，这就是对人对事弹性为本的策略。这个策略起码留有余地，保存实力，做到时时主动。

当一个政治体系内产生权高震主或对立的势力、党派时，作为帝王或管理者如果一时无法消除这些势力或其对立状态，那就必须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制造出能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以控制对立的双方，并使他们在同一政治体系内共存，相互制衡，以达到权力的平衡点。

在权力纷争中善于制造矛盾和利用矛盾，这就是政治上的平衡点和防止大权旁落的秘诀。

另外，管理还讲究不公开的制衡。管理者在人事安排、资源分配上必须私下里将各种势力作妥善的平衡，方能保持内部的和谐安定，如此，也能显示出自身的领导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