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赞对勒戈著作的敬重，没有使他在马塞尔·勒戈学习小组感到特别欣慰。他支持教育和社会的精神价值更新，但他声称不理解而且不大同情很多成员的虔诚。就个性而言，他更倾向于具有文化导向的《精神》杂志，而非各种派别的公教进行会。

从1932年开始，在促使勒戈这样的在俗信徒作为独立的基督教徒进行公众辩论的精神中，《精神》杂志对教会机构来说，既是骄傲又是障碍。很快，该杂志成为直到今天仍然受欢迎的主要的知识分子杂志；但是它的立场，特别是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立场，比教会宽容的立场更加激进。在创立者埃马纽埃尔·穆尼耶领导下，该杂志迅速具有了法国天主教徒的自由意识，并努力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提供其所宣扬的整体文化模式。

在形式方面，每期杂志都可以发表多篇关于政治、文学或哲学的长文；对当前政治与文化事件及艺术事件的评论；每周刊登一篇圆桌讨论会报告，该杂志的所有合作者都可随意讨论一些热门话题。巴赞关注《精神》杂志关注的所有领域（艺术、政治、哲学、神学、经济学）；更重要的是，他关注《精神》杂志看待这些领域的总体方法。

罗歇·莱纳特是《精神》的作者之一，他的广泛兴趣与优雅风度尤其让巴赞着迷。莱纳特是一位来自蒙彼利埃的热情的年轻人，是该杂志最初的政治事件月史的贡献者之一。他得到这个职位，并不是因为他在政治科学方面受过任何训练，而是因为他是警察局的夜间值班员并可查阅档案。1934年，莱纳特开始认真而定期地撰写关于电影的文章。很快，两位对这种新艺术同样感兴趣的基督教知识分子——莫里斯·若贝尔和瓦莱里·雅耶——加入他的行列。十年间，三人共同发表了最新颖和最精致的电影评论。由于每月都能在《精神》杂志读到电影专栏，巴赞开始认真考虑电影问题。1938和1939年，巴赞对电影的兴趣是偶然的，他之所以读莱纳特的评论，主要是因为这些评论发表在《精神》杂志；但对当时的巴赞来说，莱纳特是唯一可以作为楷模的电影评论家。巴赞认为，莱纳特以及路易·德吕克与谢尔曼·杜拉克，是“为数不多的赋予法国电影良知的人”。

莱纳特发表在《精神》的文章，成为巴赞将在十年后发展的理论的核心。莱纳特的评论以及“偶然”撰写的电影文章，展现了将在以后引导巴赞思想的相同的现实主义趋势。他对电影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一本由五篇文章组成的《观众小手册》。在这个小手册里，莱纳特试图解密电影艺术的工艺，消除电影制作者与观众的隔阂，希望外行人抛弃他们对这种媒介及其产品的畏惧，这样他们就会要求看到有趣以及有意识的电影。莱纳特本人已经表达了类似的要求。与大多数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不同，他将声音的发展看作电影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因为声音的发展强调拍摄的主题，胜过强调电影影像本身的质量。莱纳特轻视那些自我炫耀的技术。他拒绝承认爱森斯坦是“伟大的电影修辞学家”，坚持认为摄影的目的不是操纵修辞，而是“录制现实”，以及表现有价值的主题。

莱纳特并非第一个提倡将电影与现实紧密联系的理论家，但在巴赞之前他毫无疑问是最敏锐的一个。在《观众小手册》结尾，他直接质疑电影与艺术的联系，他的质疑方式充分预见了巴赞即将传播的理论。

镜头给电影人带来的是残酷的素材。即使主题可能是虚构的，即使你已经训练了一些演员，也不能改变什么。演员应该以最自然的方式表演，因为展现在屏幕上的现实的力量，即使最轻微的风格的仿效，也会十分明显。

拍摄过程中,“场面调度”自身的作用，要给人以没有“场面调度”的感觉。不要通过表演和布景寻求“意义”，而要通过简单的“描摹”。不要人为的艺术表现，而要摹写的技术效果。准确地说，由于这种原始的现实主义，场面调度自身的作用并不存在于电影的材质或艺术（也许我可以这样说）中，仅仅存在于关系、对比与省略中。

这里，莱纳特提出了一个真正激进的观点：电影的首要价值的实现，不是通过成为艺术，而是通过使自己适应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不应通过电影进行“象征”（这是修辞学，是演讲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模式），而应通过电影进行“摹写”。莱纳特坚持认为，电影制作者要谦卑，使用电影时不要当人类的老师，而要当万物的学生。莱纳特声称，电影的主要特征是省略而非隐喻，旨在强调电影并非以一套符号替换另一套符号的象征系统（如同古典电影美学相信的那样），而通常是被用来试图展现有意义的事物的局部景观。

莱纳特成为巴赞的一个榜样，不仅因为他的电影立场，更因为他的电影观点源自一种宏大的世界观。其实，莱纳特为《精神》杂志写作的最长的文章是一篇纯哲学论文，这篇论文攻击了马里坦的狭隘和正统宗教。莱纳特希望《精神》杂志丢弃基督教倾向，代之以不可知论。他争辩说，不可知论对人格主义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基础，因为不可知论的唯一目的是人类精神的革命，因为它将世界描述成“神秘的”并且充满“风险”。他建议说，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进行创造，就不应感觉自己是上帝写作的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而应超越自我，以建设性的谦卑探寻存在的奥秘。莱纳特的电影评论，融合了他的人生信仰。他攻击修辞学的电影，因为他将人类想象成探寻的存在而非显露的存在。他提倡以省略代替隐喻，因为他认为世界是神秘的，永远不会完全显露。他声讨他的时代的电影，因为这种电影拒绝冒险探索人类与自然的境况。

按照莱纳特的观点思考巴赞的评论是令人吃惊的。例如，罗列巴赞详细论述过的电影导演，我们发现我们进入了莱纳特的人格主义世界。奥逊·威尔斯表现了宇宙的神秘；罗西里尼宣扬通过自我退避而进行个人革命；让·雷诺阿是卓越的人道主义电影导演，深切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写作关于这些电影导演的文章过程中，巴赞接替莱纳特的位置，成为《精神》杂志的评论家，为电影研究注入了《精神》杂志的人格主义哲学，更确切地说，为电影研究注入了埃马纽埃尔·穆尼耶的主导思想，穆尼耶是人格主义运动富有创造力的发言人，是《精神》杂志的创建者与编辑，而且是唯一对巴赞世界观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

穆尼耶接受的教育来自柏格森和布隆德尔的传统，这种传统怀疑抽象的形而上学，相信人类的行为决定世界的进程。穆尼耶始终声称，人格主义并非一种系统，而是一种观点和方法。它是一种态度，使人类处于两种相反的哲学趋势：系统化和唯我论。与黑格尔、马克思和圣·托马斯的庞大计划相比，人格主义主张人类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穆尼耶不是以辩论反对形而上学（这样将落入传统哲学的陷阱），而是攻击所有抽象的系统思想。他说，形而上学漂白了自然的所有神秘性与自发性，将自然简化为麻木地实现某种预定模式或想法。此外，形而上学使人成为物，一种庞大计划中的无足轻重的物，因此侵蚀了人的自由，而且将人绝对地定义为：

在这种非个人的理性面前，人被缩减为一个注定消失的有限的视点。这些哲学，因其普遍性的激情而令人感动以及令人信服……但是，这些哲学追随的普遍性，并非人的世界的普遍性。

帕斯卡尔以来的存在主义者，比如穆尼耶，已经开始反对系统，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如此反对这种自我定义，以至于将自己隔绝在沉默中。但是，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还有青年时代的萨特，以希望为代价坚守自由。他们如此彻底地拒绝自然与他们的同伴提供的可能性，以至于他们当中的信教者乞求超自然的光芒，使他们英勇地否定万物的永恒胜利，现代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却宣告他们的胜利，以毁灭之名但不无视毁灭。

穆尼耶感到，这些对系统化的英勇反应是过度的反应。对他来说，悲观主义与唯我论是浪漫的，以永恒的黑暗取代永恒的光明，对我们所有人的处境来说是另一种不公正。穆尼耶认为，这两种对世界的反应都是专横的，因为它们都急于对事物的终极本质作出结论。人格主义拒绝作出这样的结论，意在忠于人生的模糊性与令人迷惑的希望。由于坚决避免任何形而上学观点，人格主义成为一种道德计划，通过这个计划，人完全可以在一个模糊而神秘的世界背景下实现自己的人性。行动是必须的，因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世界不得不行动，目的在于以其发现的周围的物质进行建设，并以其能够聚集和支配的光芒凝视周围的世界。

巴赞为穆尼耶号召的建设性行动吸引，这个号召回应了模糊的以及表面看来无意识的宇宙，而且他最终将在电影研究中发展这个号召，摄影机成为灯笼，电影人打着这只灯笼窥视黑暗，搜寻价值的微光。巴赞认为，真正的电影人通过“风格”获得力量，风格如人，不是表达的事物，而是能够探索外部世界的内在方向。

在巴赞采纳的所有人格主义概念中，没有一个比“恰当的方向”更接近他的电影理论的核心。电影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获得了风格。风格保证他的手法的稳定性。风格不是给予的，而是获得的，是一种获得的自我意识，类似于通过个体自我从世界中暂时隐退获得的宁静。然而，风格，就像穆尼耶所说的亲密自我，只能通过专心致志的行动才能获得它的存在。风格可以在隐退中得到发展并彰显自己，但它是“为了世界”，而不是“为了自己”。风格和良心是神秘的力量（甚至像光），虽然字面意义是非实体的，但是它们能够呈现和改变世界的实体。对穆尼耶与巴赞来说，如同对萨特来说，人类既没有耗尽也不蔑视自然，而是适应自然，掌控自然，教化自然：“人类依靠自然而战胜自然，就像飞机依靠空气而飞向空中。”

1930年代后期，巴赞尚未开始思考人格主义作为一种电影理论的后果。他发现，穆尼耶的思想本身令人着迷，因为穆尼耶的思想以一种有力的方式，概括了我们一直称为柏格森主义的传统，而且因为穆尼耶的思想将这种传统服务于个人与政治的改良。法国在陷入希特勒统治之前民心涣散，穆尼耶的宽宏与决断完全争取了巴赞，如同争取了许多其他年轻知识分子那样。

巴赞发现，他写给《精神》杂志的评论或批评信总能得到穆尼耶回复。最终，巴赞因受鼓舞而创立了一个“精神小组”，目的是讨论和传播该杂志的思想。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小组，而且该杂志编辑部成员定期在这些小组之间巡回活动，发表简短文章和回答问题。1939年春，巴赞邀请穆尼耶本人在圣克鲁森林的一家咖啡馆聚会。这是他们后来许多次会面的开端，穆尼耶以信心的力量和光芒为巴赞的支持辩护，如同他为很多其他人的支持辩护。巴赞总是对自己的个性感到自豪，他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任何人的思想的仆人，罗歇·莱纳特觉得他“对穆尼耶的态度有所不同。这是两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物之间的会面与契合，穆尼耶的个性始终更为强烈”。

巴赞对《精神》杂志的忠诚从未动摇，即使在穆尼耶1949年去世后依然如此。《精神》杂志为巴赞提供了全部背景——神学的、哲学的、政治的和美学的，为他从事的任何活动提供了全部背景。当他准备成为教师的时候，他带领“精神小组”为教育改革而战斗。当他后来成为电影评论家的时候，他在《精神》杂志的支持下做出自己的判断。他的最伟大的论文发表于这本杂志，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