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精神》杂志对巴赞世界观的发展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但是，他到圣克鲁读书的时候，这里尚未创立《精神》学习小组。事实上，他将在一年之内亲自创立这样一个学习小组。1938年，他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可供选择的氛围，这种氛围就在已经十分活跃的马塞尔·勒戈学习小组。他在这里遇到了充满激情的学生，他们讨论着课堂上（尤其是神学课上）无法讨论的问题，以及寻找他们利用所受的教育改变文化的途径。这些学生是基督教激进分子，但他们是一群在从前的法国未被发现的特殊的激进分子。1900年起，法国的教育是自由的、普遍的和世俗的——非常世俗。在法国，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是自由反对教权情绪的一个坚固堡垒。勒戈小组成员由巴赞这样的学生组成，莫名其妙地尝到了宗教教育的滋味，他们并非简单地渴望讨论神学，而是渴望接近那些包含价值观或宗教观的“现代”学科。这种情绪发展成了法国未来教育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在所有这些学生立志将自己奉献给教育事业的时候。他们既寻求教育改革，又将宗教再度引入观念世界。他们盼望这样一种乌托邦：以效忠人类社会为导向且被艺术敏化的科学，将服务于一个由共同价值密切联结起来的社团。

作为他们的思想和承诺的源泉，马塞尔·勒戈有着鲜明的个性。1938年，他是机械工程学教授，主要精力却用来抨击他生活于其中的僵化的大学环境。勒戈参加过一次规模庞大的运动，即开始于1920年代末的公教进行会。这是现代史上第一次，在俗信徒在教会引导下开始关注自己。这些在俗信徒，既不满于温顺地听从神甫的星期天布道，也不盲从牧师的特别社会活动形式，开始单独或以小组形式创造自己的社会运动。勒戈在1937和1938年出版的著作，清楚地展示了他的设计中的革命本性。正是在这两年，巴赞积极参加了勒戈的基督教行动。勒戈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最全面的著作《基督教状况》献给了卡尔·马克思，这个事实本身，足以将他从教会的普遍立场中分离出来。勒戈受到宇宙进化论的影响。他将个人主义看作进化过程中的一步，要通过必要手段使个人超越个人主义。现代技术和通讯（电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例子），将人类推向一种共同的命运，乌托邦的命运或悲剧的命运。勒戈这部著作的主旨在于，唤醒人的个人意识和牺牲精神，因为在勒戈的观点中，只有在思想发生革命时，革命才会发生。他说，我们必须反对无神论，因为无神论通过投身科学与技术的物质主义刺激精神之所得，但他又补充说，我们要以一种新的宗教观反对无神论。基督徒应该专心参与进化的精神团体，而不是以获得个人救赎作为可怜的个人主义目标。在这部著作中，勒戈经常引用预言人类社会命运的法国耶稣会教士德日进的话。从前，人们在追逐幸福与神圣的时候，社会充当仆人或母亲的角色；现在，社会本身已经成为目标，现代人只有通过社会才能成为人。对勒戈来说，当前的个人主义体系，要通过一场系统的革命才能得到改变，这场革命首先在个人内心展开，然后只有当个人找到在精神上以及物质上支持他们的团体时才会爆发。

勒戈以最有力的行动支持自己的信念。他开始组织巴赞在圣克鲁发现的那种团体，而且很快离开了他在雷恩的教职。但他对此仍然不满，于是带领一批最诚实的追随者来到法国南部，创立了一个只能称作公社的社团。他的崇高理想主义背后，包含着对经济、农业和社会动力的十分具体的理解。勒戈依然“主要作为牧羊人”生活在法国南部乡村，依然为重建最初的基督徒精神而奋斗，这些基督徒在并入罗马教会之前，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与自主的封闭环境中。

勒戈的个性与思想的力量影响着巴赞，尽管两人只有过几次有限的接触。巴赞在信中经常提及勒戈的活力与能力，并说自己创立的那些小团体在勒戈去南部建立公社之后就迷失方向了。然而，巴赞从来没有下定决心加入这个公社，他的生活证明了勒戈的如下教诲：个人只有存在于社团并服务于社团才能实现自我。勒戈宣扬社团的自然性，他的政见基于如下这种土地观：人的生长无法脱离与土地的联系，土地支持着我们所有人。巴赞也在一封有影响的信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一场对我来说几乎不可避免的革命）中，以我们的观点看，至少会有一些积极的收获：金钱至上这个在我们时代最离经叛道的学说将得到抑制，来自地球本身并在我们的抽象文明中丧失的道德价值将重新得到重视。”巴赞继续表达他对勒戈离开后的痛惜之情，然而十分明显的是，他已将勒戈关于根本的社会与精神变化的梦想放在自己心里，这个梦想要求藐视自由主义的妥协。比如，他在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所有慈善事业和临时社会援助都是“伪善”；在另一封信里，他认为所有表面的教育改革都是“形式主义”。巴赞总是感到需要更进一步，而且对他以及许多其他人来说，勒戈是走在所有人前面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