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巴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勒戈去了南方，在瑞士找到了一份安稳的工作。穆尼耶被迫将《精神》杂志迁往自由区，并被告知该杂志只能再出有限的几期（许可证只允许再出六期，在穆尼耶入狱后停刊）。巴赞被迫去寻求基督教青年学生会，该团体在战前支持过莱热，而且德国人允许它继续存在，无疑因为它在政治上无害。巴赞给莱热写了一份关于该团体的详细报告，并表达了对这个团体缺乏核心的失望。他说，该团体自觉而虔诚，关注“高雅天主教知识分子”的“风格”，甚于关注任何实际的事情。巴赞需要纪律、力量、热情和关注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需要“勒戈”。他不再为自己缺乏虔诚而感到羞愧，承认自己从来不懂“优雅感，我从来没有注意的内心深处的‘那个神秘领导者’”的乐趣。宗教对他的安慰，是它提供的背景和词汇。

在基督教青年学生会的一次会议上，巴赞被介绍给迈迪厄神父，他是多明我会牧师，他的聪慧与个人力量吸引着巴赞。迈迪厄曾经是重要杂志《精神生活》编辑部成员，该杂志在1940年被纳粹取缔。巴赞见到迈迪厄时，迈迪厄正在想方设法地继续该杂志的传统，迈迪厄聘请巴赞帮助他与维希的宣传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作斗争。迈迪厄不仅有兴趣通过广播进行抵抗，而且有兴趣鼓励知识分子在这个黑暗与沉默的时期通过演讲进行抵抗。当时，在巴黎定期出版的所有报刊都是经德国人批准的，这种情况使这些报刊“乍看起来”没有可读性。迈迪厄加强了巴赞毕生坚持的信念，即遵纪守法与充满激情的思想，必然使人获得正确的道德行为与“美好生活”。纳粹已经有效扼制了这种思想，或者使它销声匿迹，迈迪厄、巴赞和其他几个人组成一个勒戈小组，目的在于表明这种思想仍然活着。

在迈迪厄鼓励下，巴赞的第一个冲动是创立一份时事通讯，为生活在维希法国的人们详细报道巴黎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众所周知，贝当由于害怕滋扰德国，对未占领区法国知识分子的压制，远远超过巴赞了解的对巴黎知识分子的压制。巴赞希望激励那些躲避纳粹的知识分子回到巴黎，或在南方组织有效的活动。

这个理想主义计划由于众多现实的原因而被放弃，但是这个过程使巴赞学到了许多出版知识。他看到，以拥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丹尼尔-罗普斯和乔治·乌尔丹这些作者为荣的大型天主教月刊《新时代》的编辑们，以《现代》的名义复刊了他们遭到取缔的杂志。通过不定期和没有正式顺序的出刊，他们逃脱了纳粹的封锁。迈迪厄、巴赞和他们的勒戈小组计划用同样的方法复刊《精神生活》。整个冬天和1941年春，他们为一份被他们命名为《邂逅》的杂志编辑了最初几期的稿件。这几期杂志准备交替探讨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问题，以及社会生活的专业基础。

巴赞被指定为第三期的编辑，该期的焦点是教育改革。在这份“抵抗时期”的小型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生中写作的数百篇文章的第一篇。但是，当他意识到要被迫将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安德烈·布拉西什”，以避免来自圣克鲁的反击时，初次发表文章的兴奋心情大打折扣。他的恐惧无疑是真实的，因为这篇文章抨击了这所师范学校提供的教育类型。但是，这篇文章更表达了巴赞对教师生活与工作的无限崇敬。带着明显的敬意，巴赞引用了夏尔·佩吉自相矛盾地赞美教师的诗句：教师是传统的传承者又是传统的破坏者，是社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的最激进的革命者。巴赞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圣克鲁是成功的，每一位教师都将回到自己的家乡，传授能够给社团带来自我同一性与持续性的文化知识。但是，巴赞也要求这种同一性有所改变，以便社团能够摆脱对传统的盲从而理智地走向未来。巴赞号召教师们要在各个领域保持专业地位，因为只有通过兴趣的多样性才能避免依附教条或抛弃过去。他总结说，优秀的教师要准备从事枯燥而没有报酬的劳动，即使这种劳动也许经常使他远离他希望改善的那个社团。

巴赞写作此文和编辑这期杂志的时间是1941年圣诞节前一周，地点在拉罗谢尔。他将这个时期描述为难以置信的艰苦工作的时期，而且伴随着精神上的冷漠。这项艰苦工作源自他已经开始准备即将到来的秋季毕业考试。他的精神冷漠，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他在远离巴黎时强迫使自己与世隔绝。人们可以从他的信中读到这种不断加深的焦虑，当他准备使自己屈从于自己并不信任的教育逻辑时，他的这段生活笼罩着对考试的恐惧。整个夏天，他不见任何人；9月下旬回到首都时，他甚至远离巴黎的朋友和学习小组。

1941年10月3日，巴赞给莱热写了一张潦草得难以辨认的便条。他写道：“一场灾难打击了我，我因口试不合格而被淘汰。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舍弃了我，因为我在详细讲解一篇文章时结结巴巴。”尽管笔试很成功，但是当他在口试过程中发表对拉辛和波德莱尔的见解时，紧张的情绪影响了口试成绩。虽然评委会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最终不肯让步，拒绝考虑考生参加口试时难免情绪紧张的因素。巴赞认为，可能是自己对圣克鲁的坦率批评导致了学校对他的这种态度。

当然，他在一年之内还有机会参加第二次专业考试。况且，第一次专业考试失败在法国很普遍，几乎成为所有人都要经受的入行仪式。但是，这次挫折对巴赞的肉体和精神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因为这意味着他将立即失去政府奖学金并有可能使他无法继续在巴黎生活。然而，由于占领时期人力短缺，巴赞在位于巴黎十六区奥特伊街的让-巴蒂斯特·赛伊中学获得了“学监”的职位。在这里，他被迫每天为出身富贵家庭的学生，安排他经常感到荒谬的课程，这给了他观察教育内幕的机会。面对失败的耻辱和他经常谴责的体制的现实，他决定不再使自己受制于“自称评委会的有组织的白痴”。因此，1942年新年到来之际，他彻底放弃了这份他长期以来希望为之奉献终生的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终止学业，因为他仍然是圣克鲁的在册学生，正在完成一篇论述波德莱尔诗歌的宗教观的论文。然而现在，他感到自己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为自己而不是为一份职业而学习。

1942到1944年，是巴赞发生危机的时期。首先，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他得了慢性咽峡炎，病情因缺乏暖气、食物和衣物而加剧。黑市已经稳固地在巴黎建立起来，自然的等级划分，使巴赞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学监”处在衣食清贫的最底层。再说，他也不是那种为了争取更多东西而战斗或乞讨的人。

这个时期，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1941年秋，他的密友居伊·莱热决定加入多明我会。巴赞将这件事看作一次小小的背叛，他敬畏莱热的自信精神和自我引导意识，但他无法接受与莱热断绝兄弟关系的决定，哪怕是暂时的断绝。巴赞就这个问题所写的信非常有价值，他说：“我们为别人工作，为我们的存在寻找实在的证据，因为社会行为使我们与自己联系起来。”为了莱热提倡的僧院生活，为了服务上帝而放弃知识分子生活，需要信仰“无形事物”，巴赞说自己永远无法形成这样的信仰。当巴赞将自我归于“虚无”时，人们可以明显感到萨特的影响。

处在离群索居的状态，巴赞对自我的评价直线下降。他以病态的心理反省他放弃的教师职业，即便在考试的耻辱本身被淡忘之后，他仍然保留着自己无用的感觉。他曾根据自己为别人所做的工作定义自己，而现在这份工作被他拒绝了。接下来的两年，巴赞在巴黎为摆脱自己的精神危机而奋斗，此时的巴黎正在学习应对军事占领、物资短缺以及暗淡的前途。他主要是通过重建知识分子的友谊氛围应对自己的精神危机，在这种氛围中他始终能够感受到非凡的活力。更准确地说，他的朋友们以热烈的态度再次邀请他参加谈话和聚会，并最终参加到组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