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莱热回到巴黎，对巴赞来说至关重要。原因在于，虽然莱热当时正在隐居，但是鉴于巴赞的“精神问题”，莱热仍然被允许会见这位朋友。更重要的是，皮埃尔-埃梅·图夏尔，这位自德国人入侵以来巴赞就没有再见过面的朋友，邀请巴赞参与建设一个文化中心即文学之家，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将巴赞带到了他所珍视的讨论与友谊之中。

文学之家是从德国引进的年轻人的时尚。法国从1930年代末开始成立了数以百计的这类团体，其中很多是法西斯主义团体，试图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指引“方向”。1941年，马雷夏尔·贝当建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组织“马雷夏尔青年”，以便将法国未占领地区的大学生控制在特定范围内并监视他们。索邦大学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占领区组织类似的团体，建立四个用来聚会和开展文化活动的“之家”，包括文学之家、艺术之家、科学之家和法律之家。图夏尔迫切希望成为文学之家的负责人，以便使它摆脱法西斯的控制。他要求，每一位新成员必须找两位老成员担保他或她的政治立场。这项策略以及图夏尔的左翼政治倾向，使这个团体迅速发展成为抵抗运动的孵化器，许多成员最终聚集到了格勒诺布尔附近，这是一个重要的反抗中心。

巴赞就是图夏尔委托组织“之家”最初的二十名成员之一。接下来的两年半，恰好位于索邦大学前面苏夫洛街十五号的房间，成了他的避难所。由于没有正式课程，由于厌恶在宿舍过夜监督学生，巴赞没日没夜地在文学之家谈话，他渴望谈论任何主题，而且总是显得比任何其他人更了解谈论的主题。每当这个团体的成员在巴黎闲逛，他就解释这座城市建筑的历史和原则；每当他们来到森林，他就成了植物学专家和动物学专家。没有哪种艺术形式或娱乐是巴赞不能予以权威讲解的。

巴赞作为知识分子起初以杂家出名，但是后来开始专攻文学理论。他在文学之家经常讨论与偶尔演讲的主题是现代小说。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法国人一样，他被海明威、福克纳尤其是多斯·帕索斯的“新美国风格”征服，这些小说家对于电影叙事理论的重要性并非没有影响到他。为了建构一种小说理论，巴赞拜访了从前的老师丹尼尔-罗普斯，这位老师在小说方面的经验激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但是，此时的丹尼尔-罗普斯已经与小说断绝关系，准备出版一本研究教会神秘主义的专著，这是他正在写作的多卷本教会史的第一卷。巴赞对丹尼尔-罗普斯的超然和傲慢态度感到苦恼，同时他通过一次关于巴黎文学现状的讨论，发现丹尼尔-罗普斯是通敌分子，即便不是积极的通敌分子，至少也是精神的通敌分子。巴赞最终失望地离去，再也没去找过这位曾经让他如此崇敬的人。

巴赞经常光顾剧院，因为他热爱这种艺术的社会性。他的兴趣不在戏剧本身；确实，随着年龄增长，他彻底放弃了观看戏剧。但他迷恋搬演古典戏剧的方式，阐释性的表演，尤其是灯光、道具与机关的运用。他在写给莱热的一封信中，比较了位于蒙帕纳斯的加斯东·巴蒂小剧场的原始装备，与皮嘉尔剧院难以置信的华丽灯光和随处可见的机关，而且预见了自己即将创立的电影理论，声明自己偏爱小剧场简单而直接的装置，这种装置在17世纪得到广泛应用。

巴赞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他在法兰西喜剧院看过《熙德》的现代版，他谴责这个版本扰乱了原作的戏剧平衡，因为它虽然更新了服装与场面调度，但在念白中保留了古体演说的风格。这些评论以及他对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戏剧《包法利夫人》的赞扬，表明他早就开始关注美学移植尤其是改编问题。1940年代早期陪同巴赞观看戏剧的朋友们，见证了一种美学的发端，这种美学即将支配电影。

更多时候，巴赞陪同朋友们光顾娱乐场所，这类地方不像剧院那样严肃。他痴迷于展示珍禽怪兽奇异才能的马戏表演，喜欢夜总会的演出活动。一个晚上，他坚持要求一帮朋友陪他去“狡兔之家”，这是位于蒙马特高地最高处的一家夜总会。当时，谁都觉得他的提议是开玩笑，因为这家夜总会的主顾是德国兵，表演的节目滑稽可笑。但是后来，所有人都发现这个夜晚是愉快而有益的，因为巴赞大声地指出了这类愚蠢歌舞中包含的丰富社会学与美学意义。表演结束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半，最后一班地铁已在半小时前开走；这群人一边沿着陡峭的台阶走向巴黎城区，一边讨论着究竟是回家还是在附近找个地方过夜。接着，他们开始抱怨说，为了这点事跟随巴赞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是愚蠢行为。正当他们寻找带刺的言语攻击巴赞时，他们发现巴赞在圣心大教堂的台阶前，慢慢地展开一条整个晚上都悄悄带在身上的睡袋，然后钻进睡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那天夜里其他人都感冒了，直到次日清晨才乘上通往左岸的首班地铁。

某种程度上，正当其他人在培养自己的言谈举止时，巴赞可能已经形成了古怪的行为方式。如同占领时期的索邦大学本身，文学之家就像一所女子大学。毕竟，一百五十万法国青年男子成了闪电战的囚徒，一百多万法国青年男子去了德国的工厂做工，不计其数的法国青年男子，尤其是特权阶层的法国青年男子，逃到法国南部躲避可能的兵役。这两年，巴赞在文学之家的女友不止一位，并且赢得了很多其他女孩的好感。他对大多数事情采取知识分子的愤世嫉俗态度，既让同伴感到愉快，又让他们获得启发。他以自己的方式抨击中产阶级的闲适格调，而且经常以奇异的爱好冒犯自己的听众，宁愿住在旺多姆广场附近多少有些可怕的房子里，大胆地抨击尼采、纪德和瓦莱里这类神圣作家。这是一个人们什么都无法指望的时代，“纯净”一词不仅意味着不通敌，而且代表着更多：沉着和内秀。对文学之家的朋友来说，巴赞就是纯净的化身。

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文学之家除了提供友情和温暖的热情，还给巴赞提供了开始电影事业的机会。在图夏尔引导下，文学之家成立了好几个学习小组，包括现代音乐小组、戏剧小组、瓦莱里小组（巴赞敬而远之的小组）、马尔罗小组（巴赞虔敬加入的小组）等。一天，让-皮埃尔·沙尔捷在布告栏贴出通知，说他正在创办电影学习小组。沙尔捷是索邦大学哲学系学生，对电影情有独钟，但未遇到任何同道。这一次，他希望在文学之家发现知己。事实上，他在这里只找到了安德烈·巴赞，然而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发现。

如今，我们很难感受到电影在那个时代遭受的蔑视程度之深。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法国迎来了电影俱乐部的繁荣，但在德国入侵之后，电影俱乐部基本上不复存在，也没有任何关于电影艺术的严肃杂志。有声电影出现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将电影看作马戏之外的通俗艺术，认为无须对这种艺术进行思考，1930年代的明星崇拜与好莱坞统治强化了这种观点。即使在大学里，电影也未得到任何支持。确实，这种极端势利的态度在索邦大学是最明显的。

巴赞与沙尔捷打算建立电影小组，绝对只能从零开始。不仅受过教育的观众拒绝赋予电影一种思想，而且改变这种状态的方法也遇到重重障碍。没有一家报纸或杂志能被说服开辟电影专栏，因为所有“明智的”报刊都保持沉默，或者像《精神》杂志那样迁到南部自由区以获得短短几个月的喘息。整个新闻界都成了通敌的丛林，剩下的少数有良心的作者也疯狂地躲进了这座丛林。至于电影院，当然是第一批受到系统的审查的文化机构。1941年12月不仅是电影之家的生日，而且是美国参加二战的日子，因此也是所有美国电影退出巴黎的日子。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很多法国人尤其是年轻学生，开始联合抵制德国电影与专门放映德国电影的电影院。让-皮埃尔·沙尔捷坚决支持这场联合抵制运动，拒绝与大多数电影院打交道。虽然不时地对1940年代的德国电影保持着暧昧的审美兴趣，但在当时人们几乎无法围绕这种电影建立电影俱乐部，尤其是在许多人由于政治原因而拒绝观看这种电影的情况下。

组建电影俱乐部，首先要搞到影片和放映机。纳粹的警觉反倒有助于计划的实现。纳粹进入巴黎的当天，就没收了柯达电影资料馆的整个片库，首要目的是封杀查理·卓别林，当时他编导的模仿希特勒的影片《大独裁者》刚刚首演。巴黎的所有私人电影收藏家立即警觉起来。销售电影放映机的店主迅速建立了地下电影网络，因为他们藏有大部分禁映影片，或者知道这类影片藏在哪里。巴赞经常骑自行车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企求租借无声电影与放映机。不久后，他开始经常乘地铁去逛巴黎北郊的克利尼昂库港跳蚤市场，这个一直令人兴奋的市场已经变成另一个重要的黑市。他在这里耐心寻找流失的电影拷贝，然后拿到苏夫洛街的俱乐部放映一个晚上。由于16毫米有声放映机刚刚发明，无法找到符合这种规格的老片子，巴赞领导的电影俱乐部其实是一个无声电影俱乐部，用原始的8毫米甚至9?毫米中心输片齿轮放映机放映糟糕的拷贝。尽管看片条件恶劣，尽管电影威望低下，但是巴赞的电影俱乐部几乎不会垮掉，因为这是巴黎唯一能看有趣的电影的地方。

起初，每场放映平均能吸引三十人，其中的四五个人会留下来参加讨论。为了提高讨论的水平和增加讨论的兴趣，巴赞与沙尔捷决定给俱乐部聘请一位电影界的代言人，就像“之家”的其他小组那样聘请当时留在巴黎的名人来做讲座。自然地，他们很快想到了罗歇·莱纳特。首先，莱纳特在1930年代发表在《精神》杂志的论文，是唯一让巴赞觉得有价值的以现代眼光观察电影艺术的论文。其次，莱纳特是《精神》杂志编辑，他的文化观正是沙尔捷和巴赞急于在占领时期的巴黎推广的文化观。再次，莱纳特还成功地拍过几部纪录片，能给求知心切的学生提供关于电影制作神秘过程的实用信息。最后，莱纳特是图夏尔通过《精神》杂志认识的密友，不会拒绝来文学之家做讲座的邀请。此外，莱纳特是一位有说服力的演讲者，他的出场获得的成功极大地发展了电影俱乐部，而且掀起了电影界代言人纷纷光顾俱乐部做讲座的热潮。

1942年6 月，电影俱乐部连同文学之家的其他学习小组，搬到了乌苏林街的更大的地方。实际上，他们新搬的地方刚好面对著名的乌苏林电影制片厂，制片厂有一个不大的先锋电影院，1920年代末首映过布努埃尔、维果、维尔托夫与其他导演的影片。这家电影院是电影爱好者的电影院，而且长期经营一家电影书店。地理位置的优势进一步巩固了电影俱乐部的地位，并且吸引了非学生影迷，以及阿兰·雷乃这样的业余电影爱好者。

1943年初，沙尔捷离开巴黎去阿尔卑斯山参加活跃的抵抗运动了，巴赞成为电影小组的唯一掌门人。这段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危险时期。乌苏林街放映厅的拥挤人群一次又一次地被驱散，电影拷贝被没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不止一次地随着人群从后门逃走。

政治分歧无法避免，巴赞也不求将自己的电影俱乐部变成公开的抵抗武器。他甚至放映了派伯斯特和弗里茨·朗的电影作品，包括系列影片《尼伯龙根之歌》，此举引起了很多同伴的怨恨。不管他多么赞同抵抗的宗旨，他都拒绝为了政治立场而牺牲自己对电影的研究和爱好。

有一个感激巴赞对德国电影开放的人，他就是阿兰·雷乃，这个时期他正在热切地研究表现主义电影。事实上，正是雷乃向巴赞介绍了朗的早期作品。他在作为年轻有为的演员被介绍给电影俱乐部之后，渴望参加他听说的令人兴奋的电影讨论。起初，他对巴赞和巴赞的电影俱乐部感到失望，因为他自己的电影历史知识甚至远远超过巴赞。此外，雷乃拥有自己的电影放映机，而且他与文学之家的成员不同，他已经制作了几部业余电影。尽管如此，雷乃还是回到了电影俱乐部，因为他已经从安德烈·巴赞身上感受到了一位非凡评论家的气质。

接下来的一年，雷乃愉快地帮助培养这位评论家。他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9?毫米放映机，以及巴赞从未看过的弗里茨·朗或巴斯特·基顿的影片前往乌苏林街。放映结束后，五六个影迷围坐在一张桌子周围讨论影片，但是巴赞谈得最多。雷乃惊讶于巴赞在每部新片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电影的总体观点的能力。巴赞的思维非常活跃，不仅思考理智的评论家经常思考的表演、编辑或照明风格，而且思考镜头分切与空间结构。每部影片似乎都能让他产生新的思想；其实，当时他还不能看到足够多的影片。

巴赞进入文学之家时，对电影的兴趣并未超过对其他事情的兴趣，比如动物、文学、哲学；但是到1943年底，电影已经成为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伴随他的一生，并且影响了后来与他交往的所有人。

对电影的发现为巴赞树立了重大的人生目标，但这无论如何不会立即消除他的犹豫不决和自我怀疑。这是一个任何愿望都难以实现的时代，巴赞不断为自己的处境辩护，这种处境既促使他坚决反对通敌卖国，又阻止他像沙尔捷和许多其他朋友那样积极参加抵抗运动。从未有人责备他，因为他的动机、勇气和自律不会使他受到怀疑。但是，无法使自己完全投入抵抗运动，必定使他感到孤独。他始终厌恶愚忠，甚至当他的生活与更大的政治活动相吻合时（比如当他领导左翼组织劳动与文化协会电影部时），他都往往闭口不谈这项活动的官方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