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赞在1940年代初的超然并非出于傲慢，他只是认为无法将自己的“无用生命”献给任何事或任何人。如果他在政治上感到自己很边缘，那么他就会在社会中感到自己很荒谬。1943年，巴赞与图夏尔在文学之家的秘书弗朗索瓦兹·巴尔-拉特成为难舍难分的伙伴，纳粹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事情的经过如下：文学之家的一个成员在参加抵抗活动时被捕，弗朗索瓦兹直接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打听这个成员的消息。这是一个仓促而愚蠢的举动。她当然被“盯梢”了，巴赞决定开车送她去拉罗谢尔。在巴黎连续被占两年后，他们在巴赞的父母家度过了一段田园牧歌式的平静时光。两人返回巴黎时，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订婚了。

但是，巴赞依然隐秘如昔，困惑如常。他并不信任冲动，却感到冲动的迫切。莱热所在的修道院发生了令人痛苦的一幕，巴赞带着他的“不可知论者”弗朗索瓦兹投奔修道院，表面原因是为了退隐。其实，巴赞已经说服修道院院长让弗朗索瓦兹去他的办公室，以便问她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但在这幕情节剧的中间，巴赞惊慌失措，像受了羞辱似的跑出房间。虽然他与弗朗索瓦兹订了婚，但他比以往更怀疑自己的感觉。

巴赞的行为越来越异乎寻常。有一段时间，他成了狂热的超现实主义者、谷克多的追随者，以及精力充沛的无意识写作的实践者。弗朗索瓦兹回忆说，巴赞曾经在她乡下的父母家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每天早上他都狂写一通，努力捕捉他的无意识流，每天晚上他都以粗心的衣着和唐突的谈吐惹她的父母生气。无论他培养的激进观念，还是他对蜥蜴之类外表丑陋的东西、糟糕的夜总会表演以及城郊建筑的痴迷，弗朗索瓦兹的父母都不觉得有什么可幽默的。1943年，巴赞的精神与外表很像波希米亚血统的艺术家。

这个时期，巴赞最亲密的朋友无疑是埃德蒙和谢尔曼·于莫夫妇，巴赞每周都到他们位于植物园附近的公寓住几个晚上。在《精神》杂志被禁之前，于莫曾经是该杂志的一位主要评论家，而且当时已经是一位成功的诗人。这些夜晚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电影和文学，巴赞有时也谈论一些更广泛的话题。他为弗朗索瓦兹忧虑，因无法将自己完全交付给她而感到愧疚；他还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忧虑，因为他始终感到自己无法为之奉献一切；他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因为他感到未来似乎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厌恶自己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对哲学的一知半解。他担心自己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可说，担心自己会因为说出不深刻的东西而让别人笑话。所有这些忧虑加重了他的口吃，使他远离教师职业，也生动地反映了他犹豫不决的心灵。

最后，谢尔曼·于莫建议巴赞去看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位精神病医生曾经治愈了她与生俱来的说话问题。巴赞从未对自己屈从了一年多的这段时光抱有多大希望，他在军队的经历使他敌视所有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案。但是，他已经到了几乎无法处理自己问题的程度。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真正结果难以预料。最终，他摆脱了精神分析治疗，因为他越来越轻蔑和怀疑这种治疗方法，而且他的说话能力绝对没有进步。正是这个时期，他却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生活秩序，并获得了自信。他与弗朗索瓦兹解除了婚约，但并未解除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他开始定期为一些小报撰写电影文章，通过广泛细致的阅读最终获得了一种哲学态度，从而使他坦然看待关于生命、艺术以及他的挚爱即电影的所有问题。随着战争临近尾声，巴赞感到新的力量和机会正在到来。他的朋友们确信，他将很快成为法国电影评论的领军人物。1944年中期，他自己也终于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