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前后，巴赞的文体随着他的哲学思考而逐渐成熟，最终使他获得了以前从未感受到的对知识的价值与可靠性的感觉。这个时期，他几乎读遍了所有大思想家的著作，其中有三位思想家对他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兴趣和信仰的形成起到了独特作用。毫无疑问，这三位思想家是那个时代最令人激动的精神领袖，是用熊熊的精神斗争之火锤炼自己思想的思想家：德日进（皮埃尔·泰亚尔·德·卡丹）、安德烈·马尔罗、让-保罗·萨特。

在1940年代的欧洲，德日进的名字具有某种魔力。他完成了巴赞及其小组在圣克鲁师范学校读书时期试图完成的工作：将科学与宗教结合起来。德日进一方面是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另一方面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总体来说是以神学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

巴赞最早对德日进产生兴趣，是在圣克鲁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这位耶稣会士几年前就在这里做过好几场极其精彩的讲座。巴赞首先被德日进的地理学吸引，因为德日进不满足于仅仅知道“地球表面”，他还透过地球的表面看到了地球按照庞大的比例不断演变的命运。他认为，地球为了从自身过渡到产生意识一直在不停地斗争；意识为了朝着新的阶段即“精神圈”的演进也从未停止过斗争。德日进的神学观点，完全改变了他每日忙碌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面貌。他写道：

在我的整整一生中，在我生命的每个时刻，世界在我眼前被逐渐照亮和燃烧，直到它从内部喷射的火焰照亮我周围的一切……紫红色的物体热流，在不知不觉中蜕变成为金色的灵魂，最终消失在个体世界的炽热中。

巴赞很难抵制这种语言风格的诱惑。谁也不知道德日进在何等严肃的程度上给他带来了他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德日进的理论，既证明巴赞为了在自然中直接寻找某种意义而特别仔细地观察自然的爱好，又证明巴赞对循序渐进地创造一种崭新意识的期盼。德日进将穆尼耶的人格主义放在尽可能无限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他赋予文化与社会革命以意义，以地球本身的启示为依据探索精神与肉体的相通。在巴赞看来，电影是一种新型工具，人们可借以观察和破译地球的启示，凝视和沉思自然的真实，汇聚数以百万计的微粒（我们称之为观众）的意识。这已经是将宇宙人格化的方法，德日进的“精神圈”理论的先声。

环绕在德日进理论周围的神秘和纠葛，使自然科学与人格主义之间更具吸引力，两者的结合不可抗拒。1939年，当巴赞刚开始研究德日进的迷人假说时，德日进因自己另行建立的宗教秩序而被教会审查，因遭到驱逐而奔赴中国。整个二战期间以及1950年代，他的学说被教会禁止，他被迫保持缄默。在巴黎，巴赞曾经积极参加一次小型的示威，决心与教会压制思想的行为作斗争，有人看到他在拉丁区大街散发和叫卖被教会禁止的知识分子的文章。无论巴赞最终是否全盘接受了德日进的理论，这段经历至少使他分享了这位遭受迫害的著名耶稣会士的风格、方法和激情。

最为重要的是，德日进表达了巴赞对于精神问题的看法。德日进的理论要求人们放弃自我，承认个人意识之不足，号召人们投身于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的洪流，最后要求人们相信，这个斗争时代的信念不可避免地在进化，这种进化在自然界随处可见且无法抗拒。在工作和生活中，巴赞经常从这种观念中汲取灵感。地理学的隐喻，“进步”、“演化”以及“发展”这样一些重要词汇，作为基本观点屡屡出现在他的电影理论文章中。不管德日进时下的地位如何，他的思想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巴赞是受德日进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表现在他的非正统基督教观念，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先进的社会意识，以及对科学的强烈爱好，尤其是对地理学的偏爱。

德日进点燃占领时期的法兰西的想象力，从政治上来说是由于他的不在场。马尔罗和萨特点燃占领时期的法兰西的想象力之火是由于他们的在场，这是政治上的选择。这两个人成为抵抗运动、英雄主义和崇高道德的象征，他们既是活动家又是文学家。正是他们对待生活的雄伟气魄，使巴赞和许多其他人对他们的思想威力肃然起敬。在通敌的时代，人们不可能不相信那些为捍卫自己的思想而甘冒生命危险的人。

巴赞最初认识马尔罗，是通过他在1930年代写作和发表的长篇小说《人的境况》和《希望》，巴赞还细心研读了马尔罗的唯一电影论著《电影心理学纲要》。巴赞认为，《电影心理学纲要》与莱纳特为《精神》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是已发表的仅有的几篇有价值的关于有声电影的论文。然而，巴赞电影理论的主要来源是马尔罗的美术史论。巴赞在1944年承认，他想为电影做的事情，就是马尔罗已为美术做的事情：赋予电影一种命运的意义，揭示其源自深层心理需求的社会功能，阐明连续的风格如何源自一种进化的社会功能。马尔罗继承斯宾格勒式的历史悲剧意识，在尽可能广泛的背景中赋予美术同样的意识，如同乐观主义者德日进在考察自然时所做的那样。马尔罗将（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构想成意识对环境的超越，通过风格得到体现。富有创造和反抗精神的艺术家，赋予自己的文化一种与公然表明的命运相关的视点。与德日进不同的是，马尔罗没有看到这个演进过程的终点（奥米伽点）。从一种风格向另一种风格演进，体现了人类自身要求永恒变化的愿望，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终极目标。然而，马尔罗总是论及通过艺术进行“人的创造”，正是在艺术中他看到了早期文明中的宗教和宗教人文主义在当代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