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特恩伍德公馆侧门的窄条玻璃后面透出暗μ的光线。我把帕卡德车停在楼前的汽车道上，把我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扔在车座上。卡门仍然瘫在角落里打鼾。她的帽子已经斜扣到鼻子上，两只手像死人的一样摆在雨衣的皱褶里。我走出汽车，按了按门铃。里面传来慢吞吞的脚步声，好像从无限遥远的地方走过来的一样。门开了，脊背挺直、满头银发的管家从里面望着我。大厅里的灯光照着他的头发，好像他头上顶着一个光环。

他说：“晚安，先生。”他说话很有礼貌，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看过去，瞅着我身后的帕卡德牌小汽车。

“里甘太太在家吗？”我问。

“不在，先生。”

“我想将军在睡觉吧？”

“是的。吃过晚饭是他最好的休息时间。”

“里甘先生的女佣呢？”

“您是说玛蒂尔达？她在家呢，先生。”

“最好叫她出来一下。这件事需要一个妇女来办。你往车里看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往车里看了一眼，转身走回来。“我懂了，”他说，“我叫玛蒂尔达去。”

“玛蒂尔达该知道怎样照管她的。”我说。

“我们都尽一切力量照管她。”他说。

“我想你也是有经验的。”我说。

他没有理会我这句话。“好吧，再见，”我说，“我把这件事交给你啦。”

“就这样吧，先生。我可以给您叫一辆车吗？”

“千万不要，”我说，“事实上是，我根本没到这里来过。你看到的这些都是幻觉。”

他笑了一下。他向我点了点头。我转过身去，沿着车道走出大门。

我在被雨水冲打的弯曲街道走了十个街区，树上不断往我身上滴着水珠。我经过巨大宅邸的一个又一个的灯火辉煌的窗子，这些住房的庭院都阴éé的，大得出奇。建在远处山坡上的楼房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房檐、山墙和明亮的窗户，像是é林中的魔宫，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我走到一处汽车服务站。服务站里灯光雪亮（简直是浪费），在这间雾气腾腾的玻璃屋子里一个戴着白帽、穿着深蓝色风衣、百无聊赖的职员正坐在一张凳子上弯着腰看报纸。我已经想迈步进去了，但又继续走了下去。我全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在这样一个夜晚你就是等得胡子长得老长也未必有出租汽车来。此外，汽车司机永远也忘不了你在这个时间乘过他的汽车。

我大概走了半个多钟头才重新回到盖格的住处；我的脚步一点儿也不慢。附近一个人也没有，街上除了我自己的汽车停在隔壁的门前以外没有别的车辆。我的汽车孤零零地停在雨地里，像一只无主的野狗。我从车里拿出盛黑麦威士忌的酒瓶，把剩下的半瓶酒顺着嗓子倒进去。我爬进汽车，点着一根纸烟。我吸了半根，把剩下的半根扔掉，又从汽车里出来，走到下面盖格的住房前边。我用钥匙把门打开，走进寂静而温暖的黑暗里。我站在那里倾听着落雨的声音，我身上不住往下滴答水珠。我摸到一盏灯，把它开亮。

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墙上少了几条绣花锦缎。我刚才虽然没有数；但是现在墙上有几块棕色墙皮赤裸裸的非常醒目。我往前走了几步，打开另一盏灯。我看了看图腾柱，看了看图腾柱下面那块中国地毯边上的地方，光秃秃的地板上多了另一块小地毯。刚才这块地毯并没有铺在那里。那里?来躺着的是盖格的尸体。现在盖格的尸体不见了。

这件事使我浑身冰凉。我把嘴唇嘬到牙齿上，斜着眼睛望了一阵图腾柱上的那只玻璃眼珠。我在屋子里到处走了一遍。样样东西都同我第一次进这间屋子一样。盖格既没有在他那张铺着带皱边的床单的床上，也没有在床底下；壁橱里也没有他。他同样也没有在厨房里或浴室里。剩下的只有后厅右边那个锁起来的房间了。盖格的一串钥匙里有一把同这间屋门的锁正好相配。这间屋子使我很感兴趣，但是盖格并没有藏在这里。我所以对这间屋感兴趣是因为它同盖格的卧室截然相反。这是一间陈设非常简单的男性的卧室：光洁发亮的地板上铺着几块印第安民族图案的小地毯，两张直背椅子，一张带木纹的深色写字台，写字台上摆着一套男人用的化妆用具，两只一英尺高的í烛台上插着黑色蜡烛。一张很窄的硬床铺着棕色印花床单。屋子给人以冷éé的感觉。我把门重新锁起来，用手帕揩拭了一下门把手，回到外间屋子的图腾柱旁边。我跪在地上，歪着头仔细观察从地毯到大门的这一块地。我想我看到了两条平行的小槽，就像脚后跟拖过的痕迹似的。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死者的尸体要比破碎的心沉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