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州不但是现代贸易市集的中心，也是中国商品的出口渠道。洋人对糖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因为已经有了较近的替代产地，英国最重要的糖产地竟然是威廉·科提恩的巴巴多斯岛。丝绸、紫花布、陶瓷、纸张以及大黄（主治便秘）等药材和香料都有需求。进口发展缓慢，支付手段依然像威忒时代，一样完全使用现金。买卖交易受到严格控制。私人商行被禁止，交易货物种类十分有限，交易要由授权的人员在指定季节进行，同时必须遵守各种五花八门的规矩。“户部”（在广东话中，“户部”是“粤海关府”的略称）掌握实权，“粤海关监督”之职设立于11世纪，其职权范围日后有所改变和扩大。户部属于中级官僚，历来由满族人把持，任期3年，户部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中华帝国最高官僚之一的两广总督，甚至位列广州知府之后。然而，总督与知府等杰出的绅士通常是传统的汉人学者型官僚，他们薪俸有限（按照现代计算方法，知府的正式俸禄与他们获得的 客气地说是不合法的 其他收入的比例为7%对93%），因此，他们的安逸生活有赖于户部的努力。户部热衷于大肆搜刮，因为他们为获得这个官职，花费了大把金钱，务必在任期之内捞回来，任职头一年赚回购买官职的花销，第二年捞的钱满足上司索取的“规礼”，只有第三年的收入才可以装入自己腰包。15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海关税是逐一登记的，但现实中总是收得越多越好，上缴北京越少越好。据估计，1834年，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拥有资产2600万银两，不仅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也是当时世界罕有的巨富。

户部的保护伞之下，是商人的行会组织“公行”，公行越来越严密地组成“他（户部）管理对外贸易的工具，其严密程度 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无出其右者”。16只有公行商人才准许向洋人出售货物，每一艘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都必须通过行商进行贸易，行商28成为公认的船只和水手担保人，他们负责满足船长和船东的各项要求，保证水手举止适宜。商人的基本地位取决于他们在中国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但每一个“行”或商号的首领被授予最低的九品官阶，还有权在姓氏之后加上表示尊敬的字眼 “官”。这项荣誉有时候是高价买来的，为了巨额贸易和垄断地位，公行商号要承担很大责任。最终，公行商人“不仅决定价格，出售货物，保证纳税，约束外国人，与外国人谈判，控制走私，出租房屋，还不得不管理银号业务，充当翻译，赞助民团和教育机构，并给大大小小的官员呈上五花八门的礼物和捐赠”。17

19世纪，一些行商确实非常成功；浩官行商除了本名与行名外，还有一个对外通商的商名，商名一般通称某官，一则系一种尊称，且一般行商大多捐有官职。自道光13年至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公行总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他的商名即为伍浩官，在外国文献中，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即“浩官”。 译注是最著名的行商，估计其净资产达2600万元之巨，这笔财富足以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过，正如老话所说，机会越多，风险也越大，其他行商不论在买卖上还是官方影响上大多境遇不佳。行商一旦经营失败，往往会破产，经常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他们很可能被流放到遥远而不舒适的地方。有人宁死也不愿面对这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