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明朝末年，两个帝国 英帝国与中华帝国 有了第一次接触。富有的伦敦商人威廉·科提恩爵士事实上占据了巴巴多斯，他劝说国王查理一世批准一项对华贸易计划，如有可能，再开辟的通往“美洲腹地加利福尼亚”的东北航线。科提恩原本希望这项计划能得到葡萄牙人的赞助，他们是英国古老的同盟者，也是欧洲惟一与中国保持有限贸易往来的国家。在干劲十足的约克郡人约翰·威忒上校率领下，科提恩远征队于1637年6月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地。

威忒船队受到葡萄牙人彬彬有礼的接待，却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事实上，葡萄牙人不想让英国人插手对华贸易，他们确信中国广州当局一定会叫英国人吃闭门羹。威忒进行了恫吓，还试图使用武力，事态因此越发糟糕。6名英国商人被中国人羁押在广州，他们受到公道的良好对待，但直到威忒正式同意离去之后才被释放；友好的中国海军将领宋平（音译）向一位不速之客纳撒尼尔·芒特尼表示：“他很遗憾无法提供帮助，事情很简单，葡萄牙人把他们全都收买了。”11

最后，威忒的这次“不幸而奢华的航程”装载了600吨他所期望的各种货物，主要是糖（“非常上乘，闻起来味道像玫瑰”），还有一些丁香、生姜、黄金和瓷器。若要确保贸易往来继续下去，必须有长期的不懈谈判和细心、准确、充足的贿赂，倘若欺骗手腕太差劲，就应该有小题大做的本事，而且最终应该与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达成妥协。实际上，在离中国26有半个地球之遥的英国鞭长莫及，只有当英国人拥有靠近中国的稳固而便利的基地，这种长期努力方能奏效。东印度公司即使有意与竞争对手合作，也不具备相应条件，直到1640年，他们才在印度建立第一个居留地圣乔治堡（马德拉斯），而且这个居留地一段时间里始终不稳定。

当时，中国人也未能从长远着想；与境外夷人的贸易政策已不可能改变，因为剧烈的王朝更迭以及种种先兆预示的社会动乱近在眼前。反叛席卷各个省份，四川和古老的心脏地带河南、陕西接连落入满族人之手。威忒离开4年之后，明朝末代皇帝在北京自缢。清朝为统治全中国花了整整一代人时间，在许多年之内，满族人对中国各地的征服使贸易发展前景化为泡影。苏拉特的东印度公司代理商报告说：“鞑靼人侵占和蹂躏了所有内陆省份，他们没有在征服地区建立政权 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贸易已经绝迹；他们是贸易之敌，导致中国沿海的众多岛屿人口减少，海上8里格范围内没有任何贸易的迹象。”12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商馆

1711年，东印度公司获准在广州建立商馆，从此无需再仰仗葡萄牙人的善意。

澳门在17世纪有过一段困厄时期：1639年，日本开始闭关锁国，澳门的对日贸易一落千丈。澳门居民“大多是混血儿”，1759年时，有人说他们“被中国人像奴隶一样看管”。1318世纪末，马戛尔尼勋爵对他们的评价也没有多少恭维的意思：“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葡萄牙人 作为一个民族，久已意志消沉、了无生气”。14靠近广州的地理位置是澳门惟一的优势。一旦满族皇帝把对外贸易组织起来，广州很快就成为西方商业在中国的惟一渠道。1685到1752年间发布的一系列上谕，划定了对外贸易的范围。商人只能前往广州（在早先年代里，一些商人还获准前往宁波或其他一两个港口，不过广州始终是最重要的口岸，之后又成为惟一的中心）。进贡的外国使团必须到北京觐见，否则任何外国人不得进入首都（俄国人除外，他27们来自陆路，但同样遭到怀疑的审视）。图为康熙二十四年开海贸易后设立的粤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