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公司特许状进行了续订，准许外来者合法地经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港脚贸易（此前他们已经非法地干了一段时间）。英国商人在印度进出口贸易中站稳了脚跟，他们的立足点通常是在加尔各答。这并非易事，因为新来者必须在现行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皮棉是印度主要的出口产品，也是吸引中国买主的货物之一，但棉花贸易仍掌握在公司手中。在广州，公司特派委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权，限制闯入者染指原料市场，中国人的做法也强化了公司的权力，中国人只与公司和行商进行较为重要的出口贸易。

装有发条装置的产品是一宗有潜力的进口货物，这也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始终领先中国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中国人热切渴望得到各种钟表，时钟、机械发声小鸟、人工瀑布、跳舞的小人、音乐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国人对这类玩具的渴望，按照特派委员会主席在1811年时的话说，“现在已是这名官员（户部）贿赂京城上司的现成工具”，14

不过也引发了不少争吵。为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形，公司限制进口这些恼人的货物，这就给切普塞德的詹姆斯·考克斯一类有魄力的外来者打入广州贸易的机会。几经周折之后，考克斯创立的商行最终成为最大的一家在华外国商行 怡和洋行。考克斯还试探了其他进口商品的市场前景，其中，来自美洲“腹地”的海獭皮和海豹皮最为成功，这宗利润丰厚的业务日后被约翰·雅各布·亚士脱接管。其他商人也各显其能，寻找能引起中国人兴趣和充当现金代用品的进口货物：金属、染料、人参、檀香、象牙、珊瑚和琥珀，以及鱼翅、燕窝等珍馐美味。中国产品的境外市场也有人作了类似的调查，伦敦组建了一家“药材行”，进口中国的大黄、肉桂和樟脑。

东印度公司董事对这些竞争者并不友善，竭尽全力打击那些与公司抢生意的无证商人。不久，外来者偶然找到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他们摇身一变当上了外国列强的名誉领事，因41而从法律上成为外国臣民，特派委员会对此虽然很懊恼，却依然认为“任何恶意干涉 都不妥当”。伦敦佬和苏格兰人拙劣地装扮成忠心不贰的奥地利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波兰人、汉诺威人、那不勒斯人和热那亚人，从而得以在特派委员会不以为然的注视下合法地在广州做生意。中国官员也没有异议，他们很难认得出红头发的野蛮人所属的民族，只要夷人举止得体并继续贡献惯常的“规费”，中国人乐得甩手不管。

私商们发现，鸦片越来越成为在广州赢利最容易、利润最丰厚的商品。东印度公司排斥鸦片贸易，但渴望卖掉为加尔各答市场生产的优质鸦片。中国当然是最大的买主，而公司在加尔各答鸦片销售不得不倚重私商，这样就大大削弱了特派委员会的约束力。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搭档，行商面临来自北京的代理人愈发贪婪的索取，影响力江河日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特派委员会的威信。

阿美士德

1816年，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降旨：“该贡史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发还。”

东印度公司企图挽回局势，1816年，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前往北京，劝说皇帝放松限制，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公司在华管理机构、董事会以及摄政王政府认为，从这个国家派遣一个使团的合宜理由，乃在于侮慢、多变和混乱的程序 他们（广州地方当局）阻碍了贸易”。阿美士德勋爵的遭遇甚至比1793年的马戛尔尼更惨，但英国政府此时更关注国内及欧洲事务，无暇为东印度公司撑腰。15